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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人文·乐理

         ——论莎士比亚的音乐观及其时代特性

莎士比亚对音乐有着特殊的爱好。在他的剧作中不仅穿插了大量的歌谣和俚曲，而且常常运用音乐来推动剧情的进展，增益戏剧的表达；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借剧中人物之口表达了许多有关音乐的见解。这些适时穿插的歌谣、俚曲和音乐为他的戏剧增色不少，而那些颇有见地的音乐评论则可看作是莎士比亚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认识，揭示了莎士比亚的音乐思想。梳理莎士比亚剧作中有关音乐的论述及音乐运用的动机，发掘其中显见或潜藏的音乐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理解莎士比亚的音乐观和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对音乐的主流认识无疑是有着启示意义。

下面，我们将通过对莎士比亚剧作中有关音乐论述的发掘、归纳、整理和研究，概括出莎士比亚的音乐思想，进而探讨莎士比亚的音乐观与其精神探索、艺术探索之间的关系，并对莎士比亚的音乐观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思想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一、“音乐是宇宙和谐的守护神”

莎士比亚剧中有关音乐的评论涉猎广泛。诸如：音乐的魅力、音乐的功能和作用、音乐与天道、音乐与自然、音乐与神学、音乐与其他艺术、音乐与爱情、音乐与医学，甚至音乐与社会、政府等等的关系。这些评论把音乐的魅力、功能和作用以及音乐与道德、人伦、宗教、社会、政治等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系统地阐发了莎士比亚的音乐观。

（一）、音乐的魅力。在莎士比亚看来，音乐和艺术是人类精神最纯洁和最高贵的体现，他眼中的音乐本身就是魅力的代名词。从古到今，极言音乐魅力的传说莫过于俄耳甫斯神话了，传说俄耳甫斯是希腊神话里的著名歌手，他能以歌声使山林、岩石移动，使野兽驯服。莎士比亚十分钟爱俄耳甫斯神话，在他的剧作中反复引用。如《维洛纳二绅士》，普洛丢斯：因为俄耳甫斯的琴弦是用诗人的心肠作成的，它的金石之音足以使木石为之感动，猛虎听见了会贴耳驯服，巨大的海怪会离开了深不可测的海底，在沙滩上应声起舞。[1]（莎士比亚一120-121）又如《威尼斯商人》，罗兰佐：……所以诗人会造出俄耳甫斯用音乐感动木石、平息风浪的故事，因为无论怎样坚硬顽固狂暴的事物，音乐都可以立刻改变它们的性质；……（莎士比亚三75-76）还在《亨利八世》中让凯瑟琳王后唱了一首歌：“俄耳甫斯弹琴之处树木丛生……”，宣扬俄耳甫斯音乐的威力。（莎士比亚七169）在《无事生非》剧中，培尼狄克：（旁白）啊，神圣的曲调！现在他的灵魂要飘飘然起来了！几根羊肠绷起来的弦线，会把人的灵魂从身体里抽了出来，真是不可思议！（莎士比亚三90-91）莎士比亚盛赞音乐可以哀感顽艳、以柔克刚、降妖伏魔等不可思议的威力，为之感叹再三。

（二）、音乐是爱情的食粮。莎士比亚喜剧的主题表现了“爱征服一切”的人文主义信念。在莎士比亚看来，音乐不仅可以为爱情助兴，而且音乐与爱情是如影随形、相得益彰的。《第十二夜》，公爵：假如音乐是爱情的食粮，那么奏下去吧；尽量地奏下去，好让爱情因过饱噎塞而死。又奏起这个调子来了！它有一种渐渐消沉下去的节奏。啊！它经过我的耳畔，就像微风吹拂一丛紫罗兰，发出轻柔的声音，一面把花香偷走，一面又把花香分送。（莎士比亚四 95）《爱的徒劳》，俾隆：……当爱情发言的时候，就像诸神的合唱，使整个的天界陶醉于仙乐之中。（莎士比亚二 199-200）《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克莉奥佩特拉：给我奏一些音乐；对我们这些以恋爱为职业的人，音乐是我们忧郁的食粮。（莎士比亚十一34）《威尼斯商人》中，音乐奏出了一片温馨和谐的迷人景象。罗兰佐：月光多么恬静地睡在山坡上！我们就在这儿坐下来，让音乐的声音悄悄送进我们的耳边；柔和的静寂和夜色，是最足以衬托出音乐的甜美的。（莎士比亚三75）月光皎洁、温柔，音乐和歌声欢快动听，友谊和爱情散发出迷人的芬芳。如同《诗经》“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诗句，用音乐和谐来比喻爱情婚姻的景象。
    （三）、音乐医治疾病。在欧洲远古就已出现音乐治病的信念。这种信念在莎士比亚时代依然保存着。《暴风雨》，普洛斯彼罗：……但现在我要捐弃这种狂暴的魔术，仅仅再要求一些微妙的天乐，化导他们的心性，使我能够得到我所希望的结果；……（庄严的音乐）。普洛斯彼罗：庄严的音乐是对于昏迷的幻觉的无上安慰，愿它医治好你们那在煎炙着的失去作用的脑筋。（莎士比亚一62-63）普洛斯彼罗运用魔法接近了自己的目的。他使自己的敌人昏昏睡去。眼前剩下的最后一步——用音乐医治他们的心灵。《理查二世》中谈到音乐时也说，“它可以帮助疯人恢复理智”。（莎士比亚五81）

（四）、音乐抚慰心灵。音乐是精神的最好的镇静剂，心理学家早就注意到了音乐安抚人心的作用。《威尼斯商人》，杰西卡：我听见了柔和的音乐，总觉得有些惆怅。罗兰佐：这是因为你有一个敏感的灵魂。你只要看一群不服管束的畜生，或是那野性未驯的小马，逞着它们奔放的血气，乱跳狂奔，高声嘶叫，倘然偶尔听到一声喇叭，或是任何乐调，就会一齐立定，它们狂野的眼光，因为中了音乐的魅力，变成温和的注视。所以诗人会造出俄耳甫斯用音乐感动木石、平息风浪的故事，因为无论怎样坚硬顽固狂暴的事物，音乐都可以立刻改变它们的性质；灵魂里没有音乐，或是听了甜蜜和谐的乐声而不会感动的人，都是擅于为非作恶、使奸弄诈的；他们的灵魂像黑夜一样昏沉，他们的感情像鬼域一样幽暗；这种人是不可信任的。（莎士比亚三75-76）莎士比亚认为音乐可以改变事物的性质，使坚硬顽固狂暴的东西包括人心变得柔和、敏感、温和。而恶人之所以恶是因为他们灵魂里没有音乐，所以灵魂像黑夜一样昏沉。灵魂里是否有音乐是区分善人和恶人的试金石。这样就把音乐的价值上升到道德和宗教的高度。《暴风雨》，凯列班：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悦耳的乐曲，使人听了愉快，不会伤害人。有时成千的叮叮咚咚的乐器在我耳边鸣响。有时在我酣睡醒来的时候，听见了那种歌声，又使我沉沉睡去；那时在梦中便好像云端里开了门，无数珍宝要向我倾倒下来；当我醒来之后，我简直哭了起来，希望重新做一遍这样的梦。（莎士比亚一47-48）凯列班是女巫之子，一个野性而丑怪的东西，就连他也会被天韵之乐感动，希望得到重生。《驯悍记》，路森修：……你因为没有学问，所以不知道音乐的用处！他不是在一个人读书或是工作疲倦了以后，可以舒散舒散他的精神吗？（莎士比亚三211）路森修为了接近年轻漂亮的比恩卡，将自己伪装成一位博学的哲学教师，他对音乐用处的阐释尽管别有用心，但不乏真知卓见：在进行了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音乐可以使人们感到精神的放松。

（五）、政府如同音乐。在《亨利五世》中，莎士比亚把政府的行政权力与音乐的演奏做了比较。爱克赛特：……原来政府如同音乐一般，虽然有高音阶、低音阶、下低音阶的分别，这些混合在一起，也就变得十分协调，奏出了一串悦耳而又美好的乐曲。（莎士比亚六13-14）管理政府和演奏音乐一样，都是一门艺术，都需要协调的本领。

（六）、音乐与神性。莎士比亚提及音乐时，常常用“天国的”、“天使般的歌声”、“天婴的妙唱”等饰语。《威尼斯商人》，罗兰佐：瞧，天宇中嵌满了多少灿烂的金钹；你所看见的每一颗微小的天体，在转动的时候都会发出天使般的歌声，永远应和着嫩眼的天婴的妙唱。在永生的灵魂里也有这一种音乐，可是当它套上这一具泥土制成的俗恶易朽的皮囊以后，我们便再也听不见了。（莎士比亚三75） 音乐是存在于永生的灵魂中的，它应和着天使的歌声，嫩眼天婴的妙唱。只是俗世生活败坏了它。这里，莎士比亚确认了音乐与神性的关系。《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配力克里斯在闻讯自己的女儿还活着的时候，仿佛听见了天乐。配力克里斯：……天啊，祝福我的孩子！可是听！什么音乐？……可是，什么音乐？……配力克里斯：没有听见？天上的音乐！天上的音乐！听，我的马丽娜！……配力克里斯：稀有的妙音，你们听不见吗？（音乐）……配力克里斯：天上的天乐！它摄住了我的听觉，沉重的睡眠已经爬上了我的眼睛，我要休息一下。（莎士比亚十一300）天上的音乐应和了父爱天性，化作人心中的音乐，或者说是父爱获得了天眷。

（七）、音乐是宇宙和谐的守护神。在莎士比亚看来，音乐之所以魅力无穷，是因为“音乐是使宇宙和谐的守护神”。《驯悍记》，霍坦西奥：……音乐是使宇宙和谐的守护神，所以还是让我先去教她音乐吧；……（莎士比亚三211）音乐要求和谐，这是音乐的特质。正是这种特质使它受到莎士比亚的青睐。在许多作品中莎士比亚都强调了音乐的这一特性。《威尼斯商人》，尼莉莎：小姐，这是我们家里的音乐。鲍西娅：没有比较，就显不出长处；我觉得它比在白天好听得多哪。尼莉莎：小姐，那是因为晚上比白天静寂的缘故。 鲍西娅：如果没有人欣赏，乌鸦的歌声也就和云雀一样；要是夜莺在白天杂在群鹅的聒噪里歌唱，人家决不以为它比鹪鹩唱得更美。多少事情因为逢到有利的环境，才能够达到尽善的境界，博得一声恰当的赞赏！（莎士比亚三75-76）这里提到一个关键词：恰当。音乐的效果要在恰当的环境、氛围中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皆大欢喜》，公爵：要是浑身都不和谐的他(指杰奎斯)，居然也会变得爱好起音乐来，那么天体上不久就要打起骚乱了。（莎士比亚三114）这段话两层意思：第一，不和谐的人和音乐是起冲突的。第二，天体、人类和音乐之间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皆大欢喜》中，亚登森林里充满了诗歌、音乐、俚曲。（舞台指示）许门领罗瑟琳穿女装及西莉娅上。柔和的音乐。许门：天上有喜气融融，人间万事尽亨通，和合无嫌猜。（莎士比亚三165）柔和的音乐带来天上人间一片和谐景象。《维洛纳二绅士》普洛丢斯：您在寄给她这种悲歌以后，便应该在晚间到她的窗下用柔和的乐器，一声声弹奏出心底的忧伤。黑夜的静寂是适宜于这种温情的哀诉的，只有这样才能博取她的芳心。（莎士比亚一120-121）仍然谈的是音乐的情调要与环境氛围的一致。《亨利八世》，凯瑟琳：……好葛利菲斯，吩咐乐师们为我弹起那个凄婉的曲子，即我选定作为我的挽歌的那一支。让我在这里坐着，静静地思考即将降临到我的身上的天国的协调吧！（哀伤而又肃穆的曲子响起来了）（莎士比亚七196）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情也哀，希图通过音乐寻找天国的协调。《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配力克里斯：……你是一个美妙的提琴，你的感觉便是它的琴弦，当它弹奏出钧天雅乐的时候，所有的天神都会侧耳倾听；可是奏非其时，却会发出刺耳的噪音，只有地狱里的魔鬼会和着它跳舞。（莎士比亚十一233）音乐演奏要合乎时宜，才能相得益彰，否则就是刺耳的噪音。《理查二世》，理查王：我听见的是音乐吗？（乐声）。嘿，嘿！不要错了拍子。美妙的音乐失去了合度的节奏，听上去是多么可厌！（莎士比亚五80）音乐不能失去合度的节奏。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莎士比亚看来，音乐的和谐与人性的和谐、天体的和谐是有着对应关系的。音乐的和谐可以帮助人达到人性的和谐，人性的和谐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体现了自然的和谐，音乐的和谐与宇宙的和谐是一致的。音乐是使宇宙和谐的守护神。

二、“宇宙和谐的歌唱”

综上所述，可以说莎士比亚音乐思想的核心，就是把音乐、情感、灵魂、自然、社会、政治等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循环的链条，它们是互通、互动、互相协调、互为因果的。用波德莱尔“通感”说，宇宙是一个“象征的森林”，“芳香、色彩、声音在互相感应”。音乐就是这个象征森林中把“长长的回声从远方融合”（波德莱尔17）的媒介，是“宇宙和谐的守护神”。音乐节律与生命节律、自然节律、宇宙秩序息息相通，契合无间。乐理即人文，即天道。天道、人文、乐理呼吸与共，息息相通。

 （一）、音乐与人文。莎士比亚非常强调音乐与人类情感世界的致密关系。音乐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内心生活。音乐节律应与人的生命节律相互呼应，音乐的情调应与人的情感的变化起伏、喜怒哀乐相协和。《理查二世》中，理查王：……我听见的是音乐吗？（乐声）。嘿，嘿！不要错了拍子。美妙的音乐失去了合度的节奏，听上去是多么可厌！人们生命中的音乐也正是这样。我的耳朵能够辨别一根琴弦上的错乱的节奏，却听不出我的地位和时间已经整个失去了谐和。……这音乐使我发疯：不要再奏下去了吧，因为虽然它可以帮助疯人恢复理智，对于我却可以使头脑清醒的人变成疯狂。（莎士比亚五80-81）理查二世在狱中凄凉的自白涉及了这一命题：音乐不能失去合度的节奏，人的“生命中的音乐”同样如此。音乐错乱了节奏，生命就失去了谐和——王冠落地，成了等死的囚徒。最后关头他清醒了，而“生命中的音乐”已错乱，他听到的音乐不可能是和谐的，只能加速他的精神崩溃。反之，《威尼斯商人》中，在音乐的启迪下，巴萨尼奥选中了匣子，赢得了鲍西娅。毋庸置疑，促使巴萨尼奥向鲍西娅求爱的动机并不很纯，他在一幕一场中说：“在贝尔蒙特有一位富家的嗣女，……她的光亮的长发就像是传说中的金羊毛，把她所住的贝尔蒙特变作了神话中的王国，引诱着无数的伊阿宋前来向她追求。……” （莎士比亚三9）那么，这样一个金羊毛的“猎手”是如何在挑选匣子的竞争中胜出的呢？（按理说他会和其它求婚者一样因动机不纯而失败）为什么他能弃奢华而取质朴，为什么会说出“你炫目的黄金，米达斯王的坚硬的食物，我不要你；你惨白的银子，在人们手里来来去去的下贱的奴才，我也不要你；……”（莎士比亚三47）等等与初衷不符的话呢？关键就在于音乐的力量。且看《威尼斯商人》选匣子场面，鲍西娅：……在他选择的时候，把音乐奏起来，……  （舞台指示）巴萨尼奥独白时，乐队奏乐唱歌。歌：告诉我爱情生长在何方……。可见，是音乐唤醒了巴萨尼奥“生命中的音乐”，启示并净化了他的心灵，提升了他的爱情，使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莎士比亚三44-45）所谓“生命中的音乐”，如上所述，即是“永生的灵魂”的音乐，与神性相通。它是我们心中的天性、神性或曰“天国的声音”。人既然禀赋神性，就应顺乎天性，使自己的生活像音乐一样和谐自然。还有前文所引莎士比亚剧中有关音乐与爱情、疾病、心理抚慰等等论说，都很好的阐明了乐理即人文的道理。

 （二）、音乐与天道。本文所说的天道即是指神学与自然。基督教认为世上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圣经》，另一部是上帝创造的世界；二者都寓有神圣的启示，前者是特殊启示，后者是一般启示或自然启示。（梁工100）先谈自然，在基督教看来，大自然被视为上帝的创造物、神意和神谕的负载者，亦即秩序、规律和等级的象征。莎士比亚深信自然万象无不与神相通，体现出神的意旨和智慧。在他的剧中这样的议论触目可见。《亨利六世中篇》，亨利王尊称上帝为“天体的永久的转动者”。（莎士比亚六260）《皆大欢喜》中，被流放到亚登森林的老公爵触景生情地颂扬上帝的智慧：“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树木的谈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 莎士比亚三104）莎士比亚剧中的音乐意象大多出现在大自然的诗意情境中：苍茫夜色中的花园（《无事生非》），国王的御苑（《爱的徒劳》），仲夏夜的雅典森林（《仲夏夜之梦》），世外桃源的亚登森林（《皆大欢喜》），贵族少女的花园（《第十二夜》）等。《威尼斯商人》中，充满了音乐和月光的贝尔蒙特；《暴风雨》中，“在每个人迷失了本性的时候，重新找到了各人自己”（莎士比亚一67）的海岛。这就是莎士比亚的“绿色世界”，代表了莎士比亚的理想，即和谐的天地万物共生共荣的大自然。再谈神学，莎士比亚显然沿袭了柏拉图关于灵魂不朽说，并把它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到：人的灵魂来自一个完美的家园，那里没有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污秽和丑陋，只有纯净和美丽。灵魂离开了家园，来到这个世界，漂泊了很久，寄居在一个躯壳里面，它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忘记了家乡的一切。但每当它看到、听到或感受到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时，它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动，它就觉得非常舒畅和亲切——它知道那些美好的东西，来自它的故园，那似曾相识的纯净和美好唤醒了它的记忆。于是它的一生都极力地追寻着那种回忆的感觉，不断地朝自己的故乡跋涉。人的生命历程就是灵魂寻找它的美丽。[2]《威尼斯商人》中，罗伦佐说，在永生的灵魂里也有这一种音乐，可是当它套上这一具泥土制成的俗恶易朽的皮囊以后，我们便再也听不见了。正是呼应了柏拉图的理论，不过莎士比亚把它理解为是上帝“神圣的启示”。可见，“永生的灵魂”里的音乐其来有自，它来自天国。无怪乎莎士比亚提及音乐时，常常用“天国的”、“天使般的歌声”、“天婴的妙唱”等饰语。

（三）、音乐与人类社会：莎士比亚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宇宙观，虽然形式上和基督教的宇宙观相似，但他并没有用神谕来代替对自然界的探索。他在确立社会体制的问题上，不是对上帝顶礼膜拜，而是从自然界里获得了有益的启示，即“自然——人”的公式，他认为人应当追求全面和谐的自然人性，遵守和谐有序的自然法则，否则将天下大乱。正如他在十四行诗中所说：“请观察这些琴弦，如何相互激荡和回应，就像父母和儿女在一起，它们的和谐构成美妙的音乐。” （莎士比亚十二137-138）自然、天性、家庭伦理与音乐的和谐是一致的。不仅如此，社会伦理也应该是和谐的，如音乐一般。《亨利五世》中爱克赛特发表“政府如同音乐一般”的议论后，坎特伯雷大主教进一步阐发说：“因此，上苍将人当成政府，让它具有性质各异的功能，使不少欲求开始付诸于行动，也让每一个行动，如同与同一个目标和同一个对象联合在一起，也必须使全体都表示顺从。蜜蜂的功能就是这样发挥出来的，而这些虫子根据自己禀性中的规律，使万民之邦学会了秩序的法则。”（莎士比亚六14）这一段话更是直接把上苍、天道、人伦、政府——天地万物与音乐相比附，用和谐秩序将其统一连接起来。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剧中，莎士比亚借俄底修斯之口说道：“大将就像是一个蜂房里的蜂王，要是采蜜的工蜂大家各自为政，不把采得的粮食归献蜂王，那么还有什么蜜可以酿得出来呢？尊卑的等级可以不分，那么最微贱的人，也可以和最有才能的人分庭抗礼了。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遵循着各自的不变的轨道，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候和方式，履行它们经常的职责；所以灿烂的太阳才能高拱出天，炯察寰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发挥它的无上威权。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轨，陷入了混乱的状态，那么多少的灾祸、变异、叛乱、海啸、地震、风暴、惊骇、恐怖，将要震撼、摧裂、破坏、毁灭这宇宙间的和谐！……只要把纪律的琴弦拆去，听吧，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一切都是互相抵触；……” （莎士比亚七241-242）俄底修斯雄辩地以蜜蜂酿蜜为例，说明了秩序的法则,“宇宙间的和谐”依靠秩序的法则，而秩序的法则是离不开“纪律的琴弦”的。琴弦是统一的号角。

（四）、天道、人文、乐理的“通感”。如上所述，天道包含神学和自然，人文包含个人和人所组成的社会组织。莎士比亚是相信“天人感应”说的，可为佐证的是莎士比亚戏剧中频繁出现的那种与人物及行动对应一致的自然现象。人的疾患、社会病症、自然异象相互呼应，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鲜明的表现。在他看来，人心与宇宙之间有着对应关系，所以每个人凭内心体验就可以认识自然和历史的真理。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然赋予的创造力。因此，天道即人文，即乐理。按照莎士比亚的理想世界，人是和谐的，社会是和谐的，政体是和谐的，自然是和谐的，这一切都应和着上帝旨意：“宇宙和谐的歌唱”。天地万物共生共荣是建筑在每个人的和谐之上的，人心是根本，社会和谐是目标、政体和谐是实现目标的保障。社会和谐了，人与自然也达到高度的和谐。音乐是促成天地人和谐的粘合剂。音乐是宇宙和谐的守护神。

       三、天地万物共生共荣的“欢乐颂”

讨论莎士比亚音乐观为我们研究莎士比亚的精神探索和艺术探索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从此窗口我们得以窥见莎士比亚的宇宙观及其在其创作中的体现。莎士比亚一生都没有停止过精神探索和艺术探索。他希望通过爱、友谊、仁慈、宽容的无限扩展，建立起一个“宇宙和谐地歌唱”的天地万物共生共荣的和谐社会。而音乐在莎士比亚看来就是提升灵魂、弥合嫌隙、化解仇恨的一味良药。音乐是宇宙和谐的守护神：音乐的和谐可以理清纷乱，澄净心灵、激发人心中最善良最柔嫩的情感。这就是莎士比亚为什么在剧作中总是穿插着大量的歌谣、俚曲和音乐，并且不遗余力地赞颂音乐的魅力的缘故。

梳理一下音乐及其论说在莎士比亚剧中出现的频率就可看出莎士比亚的音乐观是与其精神探索和艺术探索之路相伴相随的。在早期喜剧如《皆大欢喜》、《无事生非》、《仲夏夜之梦》和《第十二夜》中，有关音乐的运用和论说非常之多，而在悲剧时期则较少见，到创作传奇剧时，莎士比亚又恢复了对音乐的喜爱。最集中表达他音乐观的作品当属喜剧《威尼斯商人》和传奇剧《暴风雨》。《威尼斯商人》中，贝尔蒙特月色下的音乐代表了爱情、友谊、仁慈和宽容，它提升了灵魂、弭平了风暴、化解了仇恨，使人间重归和谐；而在《暴风雨》一剧中，音乐更是贯穿始终的重要意象。

让我们以《暴风雨》为例，验证一下音乐在剧中的作用。

先看爱战胜仇恨的情节——斐迪南与米兰达的相爱象征着两个仇家消弭仇恨结成良缘。《暴风雨》，爱丽儿隐形重上，弹琴唱歌；斐迪南随后。在爱丽儿音乐的引导下，斐迪南与米兰达相遇相爱。音乐不仅带来了爱情，而且使莎士比亚又恢复了对人类的信心。米兰达：“这样一座殿堂里是不会容留邪恶的；要是邪恶的精神占有这么一座美好的宅屋，善良的美德也必定会努力住进去的。” （莎士比亚一18-21）接下来在“庄严的音乐”中，爱丽儿使阿隆佐和贡柴罗睡去，揭露了安东尼奥与西巴斯辛的篡位密谋，又在音乐中唤醒贡柴罗阻止了阴谋。（莎士比亚一29-34）在“庄严而奇异的音乐”中，普洛斯彼罗施魔法制造幻觉警醒恶人，爱丽儿教训罪人们洗心革面，否则天谴将至。（莎士比亚一49-51）在“柔和的乐声”中，斐迪南与米兰达观看幻景，得到缔结良缘的祝福。（莎士比亚一54-57）到结尾时，普洛斯彼罗在魔力的帮助下战胜了恶，改造了迷途的心灵。普洛斯彼罗：…但是现在我要捐弃这种狂暴的魔术，仅仅再要求一些微妙的天乐，化导他们的心性，…，庄严的音乐。爱丽儿上；……普洛斯彼罗：庄严的音乐是对昏迷的幻觉的无上安慰，愿它医治好你们那在煎炙着的失去作用的脑筋！（莎士比亚一62-63）正如阿尼克斯特所说：“普洛斯彼罗长年累月地研究自然和科学，掌握了它们的秘密，掌握了魔力，他在魔力的帮助下战胜了恶，改造了迷途的心灵。不是复仇，而是仁慈指引着普洛斯彼罗：虽然他们给我这样大的迫害，使我痛心切齿，但是我宁愿压服我的愤恨而听从我的更高尚的理性；道德的行动较之复仇的行动是可贵的多的。要是他们已经悔过，我的唯一的目的也就达到终点，不再对他们更有一点怨恨。（阿尼克斯特303-304）

《暴风雨》体现了莎士比亚希望把纷乱的人类社会建成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社会的人文主义理想，而音乐在《暴风雨》中的作用可谓大矣：普洛斯彼罗在一座荒岛上用音乐或魔法建立了一个共生共荣和谐美满的新世界，并通过贡柴罗表达出理想国的“诗的遗嘱”。可以说《暴风雨》乃至莎士比亚的全部创作奏响了天地万物共生共荣的“欢乐颂”。

  四、莎士比亚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思想的联系

劳逊在《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指出：伊丽莎白戏剧的突然趋于成熟，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学艺深入英国社会”的时候。……同时在宗教思想的改变和艺术与科学的成长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约翰·霍华德·劳逊27）可为佐证的是：在莎士比亚１３部喜剧中，汲取意大利传说、戏剧题材的就有７部。据此我们可以推论，莎士比亚的音乐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思想也存在着密切联系。莎士比亚非常熟悉这一时期的音乐与音乐家，在《爱情的礼赞》中，他提到了同时代音乐家道兰德“那令人忘记忧伤的琴声”。（莎士比亚十二260）莎士比亚音乐观中那种与其它精神活动的共鸣或“通感”正是文艺复兴音乐思想的特点。

李心峰指出：这时艺术理论家和创作家经常谈到艺术与其他精神活动之间的联系，但更多的是论证艺术与它们的一致性、艺术的社会作用与其他精神活动的可比性等等。例如，彼特拉克、薄伽丘和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思想家，都强调过诗歌与神学同源。路德则形象地描述了音乐的神学功效：“除神学之外，只有音乐能够提供神学所能提供的东西，即心灵的宁静和愉悦。恶魔、哀愁和惊骇的祸首一听到音乐的声音几乎和听到神学的声音一样逃之夭夭，这便是个显而易见的明证。”（李心峰139-146）莎士比亚谈到音乐与神学的关系时所用的语言不是和路德极其相似吗？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与莎士比亚关于音乐和其它精神领域关系表述相一致的观点。书中写道：对我们更有帮助的是一组以“和谐”为核心的词汇，它们与视觉艺术中以“秩序”为核心的那些术语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对音乐的基本观念也是成功取决于规则。（彼得·伯克171）莎士比亚关于音乐和谐的议论随处可见，也同样强调规则。书中谈到：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一种可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象，即“政（治身）体”（corpo   politico）也在意大利反复出现。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许多人对人体和政体之间的类比都很严肃，许多更具体的论述都是基于这一点。（彼得·伯克176）人体和政体的类比、“政（治身）体”的隐喻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也有诸多表现。书中还写道：人们认为宇宙是按照一种等级秩序组织的，因而与社会结构类似（从而使社会结构也合理化或“合法化”了）。（彼得·伯克223-224）前文所引《亨利五世》中 “政府如同音乐一般”的议论就是这一观点最好的注脚。书中写道：宇宙的各个部分并不是随意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世界图景就是如此），而是根据当时的所谓的“对应”富有象征意义的联系在一起。其中最著名的是“宏观世界”（及整个宇宙）与“微观世界”（即人体小宇宙）的对应。……这个复杂的对应体系对艺术家和作家来说有很大好处。它意味着图像和象征并不“仅仅”是图像和象征，而是宇宙及其创造者，即上帝语言的表达。（彼得·伯克224）这在前文所引天道即人文即乐理的论述里已然证明。同样音乐也并不仅仅是音乐，而是上帝的语言。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一书里，我们也可看到类似的音乐思想背景。其中谈到佛罗伦萨学院的创办人和领导人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时说：在一封给弗朗西斯库斯·穆萨努斯的信里，菲奇诺为自己将医学、音乐与神学结合起来的做法辩解，他认为音乐对于中介“精神”的意义就如医学对于身体的意义和神学对于灵魂的意义。在论神性迷狂的论文里，他宣称人的灵魂通过耳朵而获得有关神性音乐的记忆，神性音乐最初存在于上帝永恒的心灵里，其次存在于宇宙的秩序和运动里。因此人们也有着对这种神性音乐的双重模仿，低等的模仿是通过嗓音和乐器，高等的模仿是通过韵律和节拍。前一种模仿被称作通俗音乐，而后一种模仿被柏拉图称作严肃音乐和严肃诗歌。在另一封给安托尼奥·卡尼加尼的信中，菲奇诺再次将音乐与医学相比较。嗓音和乐器影响听众的精神，通过精神而影响到他的身体和灵魂。对菲奇诺个人来说，音乐是排遣肉体和灵魂烦恼、提升心灵向上帝和超感觉之物的手段。（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161）

上述种种，都说明莎士比亚的音乐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音乐思想是相吻合的。考察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思想，莎士比亚将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一个丰饶的宝库。

综上所述，莎士比亚音乐思想的核心就是：乐理即人文，即天道。天道、人文、乐理呼吸与共，息息相通。莎士比亚希望通过爱、友谊、仁慈、宽容的无限扩展，建立起一个天地万物共生共荣的和谐社会。而音乐在莎士比亚看来就是提升灵魂、弥合嫌隙、化解仇恨的一味良药。莎士比亚剧作中音乐手段的运用和对音乐的议论与他的精神探索、艺术探索的目标是一致的。莎士比亚音乐观中那种与其它精神活动的共鸣或“通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主流音乐思想的特点。莎士比亚和音乐的关系为我们开启了莎士比亚研究的新天地。

引用作品：【Ｗｏｒｋｓ　Ｃｉｔｅｄ】

波德莱尔、里尔克：《图像与花朵》，陈敬容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Charles Baudelaire, Rainer Maria Rilke, Illustration and Flowe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en jinrong, Hunan Renmin Press, Changsha, 1984.

梁工：《莎士比亚戏剧的终极关注》，《外国文学研究》1（2007）98-103。

Liang gong, The Ultimate Concern in Shakespeare's Play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1(2007),98-103  

阿尼克斯特：《莎士比亚传》，安国梁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阿尼克斯特: William Shakespeare, translated by An Guoliang, Beijing, China Theater Press,1984.

约翰·霍华德·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邵牧君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

John Howard Lawson, Theory and Technique of playwriting and Screenwriting, translated by Shao Mujun, Beijing, China Film Press, 1979.    

李心峰：《国外艺术学：前史、诞生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4（1999）139-146。

Xinfeng,Li Foreign Art theory: Pre-History, emerge and development, Zhejiang Social Science,4(1999)139-146

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刘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

Peter Burke: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taly, translated by Liujun, Beijing, East Press, 2007

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著：《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邵宏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

Paul Oskar Kristelle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 translated by Shaohong ,Beijing: East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