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敏感度分析

表1-4中的结果表明，资本管制和审慎监管措施都与减少金融脆弱性密切相关——在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中。我们现在考察研究结果对模型类型、政策措施的替代指标、估算方法和国家样本的稳健性。

回归报告表1-4包括几个相关的控制变量，以确保我们的政策措施和金融脆弱性/危机应变能力之间的强关联性不受遗漏变量的驱动，我们也用其他控制变量估计其他模型类型，尤其是，捕捉到国家的特点，如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以股票市值代表），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以银行净资产收益率代表），和地方政权类型（以政体指数代表）。

表5和表6报告了分别将债务、外汇贷款、国内信贷繁荣和危机的应变能力这些额外的变量添加到的横截面和面板模型后的结果。我们发现在表1-4的结果中，通常遗漏了其他控制变量——尤其是由于较低债务负债比例、较低的外汇贷款、危机应变能力的提高、外汇相关的审慎措施的存在，整个经济的资本管制对外汇信贷保持很强的缓冲作用，同时国内其他审慎措施导致信贷总量较小。

除了模型类型，我们检查研究结果对政策指数构成的敏感性。具体来说，我们用第一主要因素与各子指数替代我们的金融部门的具体资本管制审慎指数（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平均数，在第三节中讨论）。使用这些替代措施的结果（这里没有报告）无论是在统计意义还是估计的政策措施和金融/经济的脆弱性之间的关联程度，都与表1-4获得的结果非常相似。

内生性

在估算资本管制对外债总存量或流动量的影响时，一个问题涉及到反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国家可能在资本流入激增时加强资本帐户的限制，这可能会造成管制与流入之间的一个虚假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在考虑管制对各组成的影响，而不是对负债整体水平或流动量的影响时，这样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并不重要。内生性偏差——如果它存在的话——往往会降低资本管制和其他审慎性措施的估计影响。因此上述比较强的调查结果，尽管，而不是因为任何潜在的内生性偏差（此偏差会倾向于没有任何效果的结果出现）。

尽管如此，我们在所有估计中使用资本控制指数滞后值以减轻内生性问题，而且，此外，应用一个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IV-2SLS）的方法来明确表示反向因果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至少需要一个有效的工具，与资本管制指数相关，但预计不会直接影响因变量。我们认为两个这种潜在的工具——一个（二进制）变量反映了在t年国家i和的美国之间存在双边投资条约（BIT），另一个（二进制）变量，表示该国是否是一个欧洲联盟的成员（欧盟）。这些变量是资本管制的重要因素，因为与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双边投资条约限制使用资本帐户的限制，但还没有先验的理由相信，他们将直接关系到对外负债的组成。

我们工具的有效性由IV-2SLS估计的第一阶段结果所支持：双边投资条约和欧盟成员国的估计系数是负的且统计上显著，表明，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国家或欧盟成员国对资本流入的管制较低。F检验表明在第一阶段回归中估计结果为零的假设被拒绝，对所有第一阶段结果（表7所示）在0.30-0.60范围内的R平方，提供一些工具适当的证据。Sargan过度识别限制的测试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无法被拒绝，并支持工具的有效性。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支持了在最近和过去的危机事件中资本管制和危机应变能力之间的强相关性。在横截面模型中资本管制和负债之间的关系变得较弱，但在面板回归（表7，B组）中此关系较强。但是，效果的大小稍微大一点，符合以上关于不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将导致系数向下偏差的直觉。

国家样本

最后，除去最小的国家，除去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分类为先进经济体的国家，我们检查结果对国家样本的稳健性。在最近的一项24EMES的研究中，克莱因（2010）认为，在危机期间，资本账户开放与产量下降没有关系，并质疑这种关系是否存在（或者它是否是被EME样本中波罗的海国家的经验数据所支持，他认为这些国家不具代表性）。虽然我们相信，样本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我们对不包含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样本进行横截面和面板数据的重新估计。

如表5所示，从样本中排除波罗的海国家，削弱了在最近的危机中经济范围内对流入的资本管制与增长率下降之间关系的统计显著性（虽然对Kcont估计系数的符号没有影响）。不过，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危机中对流入的资本管制和增长下降之间的关联性依然强劲（表6）。另外，排除先进的经济体之外（特别是，捷克共和国，冰岛，以色列，韩国等），不改变估计的符号和系数的大小;资本管制在横截面和面板数据中，仍然强烈影响负债的份额、外汇贷款和危机应变能力。

IV．结论

本文分析了审慎性政策和资本管制对与资本流入有关的金融稳定风险程度的影响，及对繁荣时期的政策可能有助于减轻萧条时期的损害程度的影响。我们为1995-2008年期间51个新兴市场经济的金融部门具体的资本管制，构建新的审慎监管措施指数。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管制和各种审慎监管政策，可以帮助减少对外负债结构的风险和外币贷款的经济风险程度。审慎监管政策无论对货币还是居留权都是不歧视的，可以帮助减轻国内信贷繁荣的力度。通过减少在经济繁荣阶段的金融脆弱性，审慎的政策和资本管制可以帮助加强经济在衰退和资本流出时期的弹性。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适当的金融危机前政策的好处既具有统计学意义又具有经济意义。

通过定义，审慎监管措施只能限制以有监管的金融机构为中介的流动。从外资银行分行、或通过不受监管的机构如财务公司为中介的外国直接借贷可能不会受到国内的审慎监管。此外，国内银行的审慎监管措施的应用，作为监管套利的结果，可能导致资本流动迁移到金融体系中不受监管的角落，这也可能对国内银行相对于外国竞争者和非银行机构创建一个非公平竞争的领域。虽然它可能会扩大监管范围，资本管制可能发挥有益的作用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在中期。

为了将各项措施的相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更全面的分析，未来的研究不妨考虑他们设计的有关问题，包括它们如何适应临时与更持久的资本流动，是否应该具有广义针对性或狭义针对性，是否应该以价格为基础还是以数量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