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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剧《白鹿原》中白孝文是如何堕落的?

(2017-09-11 13: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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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孝文

白鹿原

分类: 文艺评论
  人的堕落在于没有信仰,而最彻底的堕落在于原来的信仰被摧毁之后,没有新的接替。这里的信仰,指的是兼济他人的秩序,而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类信仰。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如果没有堕落,也只有:浪子回头、“出家”、觉悟,三种可能。有机会以后再聊吧。

  白孝文年少时作为白嘉轩重点培养要继承族长之位的长子,可谓在精神上从来不缺乏关注。加上天资聪颖,一直是私塾中“国学”学习的优等生和模范生。
  但他在通往族长的路上,首先被自己父亲所失望——他确实缺乏他父亲的骨气。白嘉轩是以族群繁衍生息的守护者立身,而白孝文并无如此担当的情怀和心气。年轻时,他是以他自己最擅长的礼教立身,对所有冲击礼教的事情,都最敏感,反弹最激烈。但几乎把主要心思都用在了这上面。在私塾教课,是他的斗争方式。
  其实,白孝文和白嘉轩信仰并不相同。
  白孝文曾是原上礼教的最坚定捍卫者和布道者。而白嘉轩捍卫的,是他心中的秩序,而非礼教本身——必要时,死人也要为活人让路,自己的命都可以做铺路石。这里就不展开了。
  当白孝文和妻子享受人事的时候,是对他信仰的第一次冲击。他居然如获至宝般教导白孝武——赶紧娶媳妇。性,是人间至乐。这一发现,对他来说如同打开了另一世界。且礼教的空洞乏味,在白嘉轩面前,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不能令乡民由衷信服,被证明脱离生活。在性快乐面前,被证明无趣,没有吸引力。说白了,礼教既不中用,又不中看。他发现了自己的孤独,进而发现自己的无力。他用礼教作武器时,几乎改变不了什么。而付出的代价则是,沉重的“灭人欲”带来的思想包袱。这是在他奶奶提出节欲(一月一次)之后,他发现的——发现了坚持礼教是有现实代价的。老人将性视作繁衍手段,不以繁衍为目的的性生活都是淫(该字有过度的意思,例“淫雨霏霏”)而应该被割舍。这让他在自己的信仰上生出了负罪感。性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性的偷偷摸摸见不得人,在祠堂那次,又因为暴露在祖宗面前,将自己的负罪感推向了极致(他妻子反而没有下跪,头脑清醒地找鬼)。以至于,本能地启动了心理防御机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这一生物性赋予的本能,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信仰——他的信仰虽动摇了,他的羞愧感却减轻了。
  在所有情绪中,羞愧感是负面能量最大的情绪,没有之一。如果一个人缺乏清除或压制羞愧感的机制,他必然走向抑郁症而最终消灭自己。
  从心路上,后面的一切,都是白孝文消解信仰,来减轻羞愧感的心理反应的延续。但这一心理防御机制,最终改造了他的人格,也改造了他的道德。
  他的阴茎诚实地反映着一切。
  他作为私塾里的优等生,终于发现,从小学习、引以为傲的东西,既不能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在父亲那套面前,他自己那套弱爆了)——治天下、也不能满足妻子的正当生理需求——齐家、也不能治好自己的阳痿和减轻自己的羞愧感——修身。此时的白孝文,坠入了虚无的黑洞中。
  代表美好和自由的田小娥,撩动了他的春心。
  当他欲进城而不得的时候,田小娥的窑洞、田小娥的身体,成了白孝文欲逃离的唯一可选项。
  最终,他发现,自己不要脸的时候,阳痿不治自愈。即将性不再视为需要羞愧的事情的时候,羞愧感自然不存在,连阳痿也治好了。他的阴茎确凿无疑告诉他——不要脸才是正确的。所谓的“不要脸”,就是抛弃礼教那套——灭人欲变成享人欲。他的旧信仰自此彻底消解。
  然后,他把挑战礼教变成了手段,来叛逆父权,也相当于一种青春期自残。因为,他不但听到了他的阴茎确凿无疑的表态,他也看到了他父亲确凿无疑的表态——违逆了白嘉轩心目中的秩序,那就不存在正确可言!
  在白嘉轩眼里,白孝文那做的根本就不是人事,回归,才是像人。而在白孝文眼里,和田小娥在一起的生活,才像人。可白孝文却始终以进祠堂为目标,而白嘉轩是祠堂秩序的法定代表人。白孝文的反叛不但有破无立,而且极不彻底,而他精神世界的最终裁判,不是自我,而是白嘉轩。因为,人,总是需要一个精神依附——解决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白孝文选白嘉轩为终裁,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不彻底的反叛,而是因为他除了乡土文化这一套东西,没有其他可资凭借、可供依附。即,没有新信仰去替代旧信仰。而他对自己又不够自信、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整地创造一套令自己信服的体系替代传统。
  如果没有白嘉轩(比如如果他父亲是一个像鹿子霖那样的角色),田小娥确实能够带来他的心灵的解放。但白嘉轩强大的存在,毫不妥协的态度,则让他无法自处。所有的对抗都归于失败。他被撕裂了。他的是非观混乱了。而且他的本质的自我,被环境和自己的野心所碾压、遮蔽,他成了一个自我迷失之人。而一个没有是非观的人,以及一个自我迷失之人,只能以自己的需求为仅有的标尺,自然道德无下限。而这,不就是堕落么?
  在剧的最后几集中,白孝文选择了复仇,复仇的内容可不是什么杀父夺妻,而仅仅是面子,且复仇手段是卑劣的。这行径正和他自小熟稔的四书五经与乡约,背道而驰。清晰地表明了在白孝文内心中,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他不在乎别人的感激或敬仰,不在乎族人之情,不在乎成全之意对一个人内心的滋养和扶助;他在乎的是别人的慨叹和敬畏,在乎的是一种有权力掌控他人命运的感觉和地位,在乎的是保持小时候在全族人中地位与天资都被仰视的状态,不择手段往上爬且容不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此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仰”,成了他的主心骨。而这,通常就是信仰虚无主义者的常见归宿。他比鹿子霖更加小人!在他的成长史中,小时候的信仰,反而成了他后背(背弃)的目标,比懵懂野蛮之人更可怕。
  “不要脸”是白孝文自我解放的途径,也是白孝文的“红字”。但是,如果没有一开始的枷锁,自然就没有了解放的必要。而若没有以白嘉轩为代表的整个宗族的不接纳不配合,他的解放之路,自然无需选择“不要脸”这样的极端手段——要知道,曾经的白孝文,和他老师徐先生一样,虽然古板,但残留了很多人味儿,具备爱他人的能力。所以,内因确实是最后恶行的关键动力,但内因的形成,却是身不由己。
  白孝文的堕落,真正的——子不教父之过啊!过就过在——白嘉轩太以自己的一套为正确——用黑娃的话就是腰太直太硬,用朱先生的话说就是太认真。在太阳的灼热边上,距离最近的家人最先被烤干。最后一集中,白嘉轩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由着白孝文装”。在我看来,应该改成“逼着白孝文装”!特别是在塔下那晚,如果白孝文不装,白嘉轩能满意么?能退让松口么?最终能让他重返祠堂么?即便装了一半,也不甚满意哩。不接纳,就是将对方推离,越推越远,对方感受不到爱,自然异变。在教育上,最拙劣的惩罚就是将孩子关在一个看不到家人的地方,这种拒绝,是直接对存在价值的否定。而白嘉轩惩罚族人的手段中,驱逐,几乎成了最严重也最不见好结果的一种。
  冷秋月是另一个类似白孝文的例子,子女中被悉心培养的一个,父亲冷先生一样是一个有自己的原则的人——而且对自己和对他人一样狠——这点和白嘉轩没两样。冷秋月最后被最彻底地毁灭,自小就很少迈出闺房,出嫁后也不离公婆……其生命的光彩,抵不过田小娥的百分之一,存在感连比冷秋水都不如。
  而大怂货鹿子霖,贪婪、好色、小心眼、谄媚、怯懦,连自己老婆都看不起他,却出了两个优秀的有人样儿的儿子。
  假若,白孝文在青春期或更早进城,见了新人、识了新知,他就不是旧信仰的消解,而是旧信仰的更新,那么,以他的天资,他无论选哪条道路,都会比现在更像个人样儿。哪怕他变成田福贤——田福贤也是一个有自己原则的人。仕途多诱惑,一个缺乏是非观道德下限太低的人,走仕途,走不远。位置越高,诱惑越大,毁灭越快。白嘉轩说白孝文不适合当官,是对的!当然,这里的官,指的是白嘉轩心目中的官,不是现实的官。

  堕落之后,变成什么样,有很多种。变成小人,需要小人的土壤。小人是可以繁殖、传播的。小人白孝文,是小人鹿子霖一手打造的。在这方面,鹿子霖是白孝文的“恩师”。鹿子霖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着实可悲。变成权奴,要有权奴的土壤。在庞大的权力层级结构中,权力选择着权奴,而将真正的有理想有信仰的人,筛选出局,实现自我拓殖。这方面,阴鸷狠辣野心勃勃的岳维山,则是白孝文的模仿对象,同时,也成了自己的掘墓人。黑娃是浪子,而白孝文才是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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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巨大的外部挤压面前,个体首先会尝试抗争,抗争不成,其次会尝试顺从或逃离。逃离者的极致是自杀。顺从者的极致是做得比当初施加给自己的恶,更加极致的恶。当然,所谓的巨大的外部挤压,是相对的,对于一个脆弱的、想当然的、倒霉的人来说,一个中等打击可能就是巨大的外部挤压了。
  其他类型的堕落,和白孝文有共同点,在于:信仰的崩溃和自我的迷失。比如苏享茂和翟欣欣的事情。让一个女人用几个小时的身体换钱,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堕落——至少是无奈的选择。而这个翟欣欣是反复用几个月的人生和神圣的婚姻,来换钱!其实本身就是一系列堕落的产物。而翟欣欣的堕落,显然必然包含且不限于如下: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努力,不再信任他人。所以她愿意把自己当工具。既然自己都能当工具,那还有什么不能当工具的?——一本结婚证?一条朋友圈留言?一个无辜的男人?
  而被她坑过的男人,如果幸存,也会更加容易——不再相信爱情,不再信任他人,把自己和婚姻当工具,或不再有勇气进入婚姻。恶,就这样完成了自我裂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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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原》把传统乡土文化中所能制造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及其命运,都囊括了。白孝文是很重要的一种类型。他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文化的必然,而且是必然的常态。个体的悲剧,是白鹿原的悲剧,本质上也就是文化的悲剧。
  中国文化,即便是白鹿原这种充满了“仁义”的乡土气息,依然不以人为目的。而是以秩序为目的。而这秩序,绝非众个体的秩序,而是凌驾于个体意志之上,存于像族长这样的人心中。或者说,以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少数人心中的秩序,为目的秩序。当一个个体具备像白孝文那样的天资,他会想要的比普通个体更多——野心或影响力,是强者的本能。当他感受到自己的意志不被尊重、不被认可、甚至要被戴上枷锁,他自然很容易变成秩序的不安分份子,并将这种抗争贯穿终生,从而容易迷失自我。而一个社会中大量的强者,生命价值居然归于抗争,这个社会又靠谁来建设?怎么可能出现像比尔盖茨、乔布斯、穆斯克这样的建设者?顶多出现几个整合者。
  鹿兆鹏是一个理想的产物,他其实应该死了N次了。不是每个原上都会出现鹿兆鹏,也不是每个鹿兆鹏都能活过那么多劫数。但白孝文却在现实中不难找到——有能力、有野心、把追逐权力视为人生目的、会装、有城府、两面三刀、缺少真正走心的朋友,也没有真正的爱人(因为连自己都已经沦为自己的工具了)。
  当,这一文化,依然无法启蒙到以人为目的的境界,则,所有的悲剧都将持续重复,这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根本原因。
  而另一文化,文艺复兴突破了社会演化瓶颈,离不开人本主义的兴起。康德(1724-1804)原话是:“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也是自然的立法者。”此话出自《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本2003商务版第95页。(资料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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