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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玩，80年代初，彩色电视机、录放机、电冰箱早早地进入我的家，在多数人还不太明白那是何物的时候，我家是整个院子的公共放映室，大爷大娘大叔大婶们习惯晚饭后坐在我家看电视、唠家常、嗑瓜子、织毛衣。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米老鼠，花仙子，阿童木，巴巴爸爸那点事儿我比谁都清楚，加上口齿清晰伶俐，一群小孩子中间总是我噼里啪啦、手舞足蹈地讲故事给别人听，别的孩子仰着脸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他把我也当成个小玩意儿，上下班途中遇到好玩的东西，便买回来给我，一起玩儿，我也极爱惜。那个年代，我的玩具比谁都多，小到一个能飞上天的竹蜻蜓，大到一辆装上电池就到处跑的救护车，花样种类繁多，都被我整齐地归在一个属于我的大抽屉里，供我在孩子的世界里炫耀和卖弄。周末，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前梁上，逛大观园、人民商场。我若相中了什么小物件儿，吵着要，他便说，“回去先别告诉你妈，省得她又嘟囔，买了你仔细玩儿。”

再大些，我跟风喜欢收集烟盒、糖纸、邮票，他是永远的支持者，不但当个正事似的到处帮我找，还分门别类送我硬皮大本，教我方圆规整、大小次序，一双粗糙的大手帮我压平、夹好，严谨缜密如做人、如做事。甚至有一阵子我迷上了收集崭新的纸币，为讨我的欢心，他发工资时居然不知找谁换了一百张一角的连号崭新纸币送我。而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几十元而已。这十块钱被我压箱底留了二十几年，依旧崭新如初。

谁知，二十几年后，他被一场飞来横祸击倒了，成了一个要我管的孩子。那时候，我刚刚怀孕，为他处理事后的各项事宜，医保办、肇事者、交警队，焦头烂额。他也不听话，在床上躺得久，奈不住寂寞，背着我想各种办法出门透透气。结果骨折的部分本来就不好生长，哪禁得住他折腾。反反复复地检查、手术，一次又一次。我四处打探治病良方，大医院、小偏方、官方的、民间的，无所不用其极。而他，却背着我，不拿自己当回事。每次手术前，我都气得不跟他说话。可每次他进了手术室，我的心都慌得没着没落，背着妈一个人望着天哭。

这次手术，血库缺血，出了个规定，“家属先献血，患者再用血。”我献完血虚弱着，陪护他手术后的第一夜，照看各种仪器的数据。他不错眼地看着我，问献了多少血。我说，“咱回家后，我教你上网，你老实地在床上玩游戏、看电影，哪儿也不能去了。”

出院后，我没收了他的“作案工具”——拐棍和轮椅，跟他的老哥们儿说，“我爸又手术了，最近几个月不能出来跟你们玩儿了，叔叔们别叫他，他就是个孩子，没有点自制力了。”说着说着，哽咽了。 

我的爸爸，日渐老去，不可逆转。生命之初我受了他的血与肉，在他的暮年，再还给他血与肉。都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小情人，既然我从前世追你到今生，那么好吧，就从此白首不离，百年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