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是整部《水浒传》中第一号人物，作为文学形象，也是最丰满、最立体、最复杂、最有艺术魅力的一个人。反观中国文学史，同一个文学形象受到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评价，本也不稀奇，可像宋江这样让大家大褒大贬、毁之誉之的人，还是很少见的。相比《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足以说明宋江这一形象的不寻常。同时也体现出，一个艺术形象的成功与否，并不决定于读者感情上是否喜爱，而在于“它是否概括了那个历史时代的某一阶层或某一集团的真实生活、性格和真实的精神面貌”，是否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便从忠义角度分析宋江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所在。

   《水浒传》中的宋江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这一点上无疑与曹操有着诸多相同之处。然而他既无曹操那样的魅力才华，更无曹操那样智勇双全。也使得许多读者怀疑他对梁山泊的作用，认为他是一个无勇无谋、胆小怕事、奸诈虚伪的领导。然而从整个文本出发，宋江在作品中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也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其中最引人关注也是最引人争议的无疑就是宋江的忠与义了。“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无疑是中国人心目中全忠全义的化身。然而《水浒传》中宋江的“忠义”内涵是复杂的。全传本《水浒传》第55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忠”字又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富济贫”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对“义”的强调，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然而“忠义”毕竟还是以儒家论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愿望和意志的一面。这正是它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原因。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批忠臣义士，尤其是宋江成为了忠义的化身。

先看宋江第一次出场时给人的的初步印象，作者这样介绍他：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岔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仁爱宽厚、轻财重义是宋江性格中很重要的一方面，也是他受众人拥护的原因之一。

这个介绍很全面,又很概括。从这里我们知道了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供职于统治阶级阵营,为人又仗义豪侠,喜好结交江湖上好汉。这就勾勒出了宋江形象的草图,定下了他性格的基调。以后,宋江的性格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他的一切言行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忠义是宋江的主体性格,但却不是他性格的全部;他的全部性格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他慈悲仁爱,救苦救难,却又偶尔表现出残忍狠毒,不择手段;他颇富政治远见,极具雄才大略,有时却有显得目光短视,昏庸糊涂;他善于听言纳谏,从善如流,有时却又刚愎自用,拒绝良策;一方面,他以扫除社会黑暗势力为己任,另一方面,他又以尽忠国君为最高行为准则;一方面,他创建了梁山事业,另一方面,他又毁掉了梁山事业，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有机地统一在宋江身上,是那么真实、自然,它们造就了宋江这个特定的艺术形象。

分析宋江这个人物，我们大体上可以从宋江上梁山前、上梁山后、受招安后三个阶段讨论其性格发展。上梁山之前，宋江是“义”字当头的英雄。《水浒传》第十八回他明知晁盖截取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但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冒险私放晁盖。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其当时情况：

 宋江听到晁盖犯事的情况后，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心内自慌，却答应道：“晁盖这厮奸顽役户，本县内上下人没一个不怪他。今番做出来了，好教他受！”拔涛道：“相烦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这事容易。“瓮中捉，手到拿来。”只是一件∶这实封文须是观察自己当厅投下，本官看了，便可施行发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开？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当轻泄於人。”拔涛道：“押司高见极明，相烦引进。”宋江道：“本官发放一早晨事务，倦怠了少歇。观察略待一时，少刻坐厅时，小吏来请。”拔涛道：“望押司千万作成。”宋江道：“理之当然，休这等说话。小吏略到寒舍分拨了些家务便到，观察少坐一坐。”

 这段文字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一个一般的宋江，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他处置得如此得体、周到，而且并没有让这些人产生怀疑，看得出宋江处事老辣，非寻常人。这种处置带有很强的职业特点，他是一个押司，管的是文书档案，所以养成他的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处事周全，也培养了他喜欢玩弄权术的手段，玩弄权术。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官吏，法在他观念里边是根深蒂固的，可一旦跟义发生了矛盾以后，他为了救自己的朋友、兄弟，宋江知法犯法，而置国家的法度于不顾，置个人性命安危于不顾，义压倒了法，压倒对朝廷的忠。

上粱山之后，宋江凭借个人组织与军事才能，以其忠义双全的人格魅力成为梁山的领袖。他关怀兄弟，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对江湖的好汉有巨大的号召力。但值得一提的是，上梁山实时其最无奈之举，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可见“忠”的观念仍支配着他的行动。先看其临行前的一段描写，其父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迫过。倘或他们下山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于是当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救宋江时，宋江立刻就急了，忙说：“这个不是你们第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也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封建的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多么的根深蒂固。然众多好汉被动员上梁山，背后的主谋恐怕非宋江莫属。

然而宋江上了梁山后，却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其中，《水浒传》有几次比较大的战役，大多数他都是为了救自己的兄弟，为了救这些弟兄而打仗。这一阶段宋江的忠君意识表现得也非常强烈。他把粱山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宋江还宣扬“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阶段是宋江性格转变的关键时期，梁山事业的辉煌使得朝廷恐慌，这也正是宋江接受招安、得到朝廷认可的资本，在“全忠仗义”、“替天行道”双重旗子招引之下，义渐渐向忠倾斜。

受招安后，宋江改“替天行道” 的大旗为“顺天护国”，成为朝廷的忠臣，他平辽、平田虎、平王庆、征方腊，脚踏实地地实践“一心报答赵官家”的愿望和理想。征方腊是《水浒传》写得最惨烈的。征剿结束时，108位英雄，死的死，亡的亡，伤的伤，残的残，出家的出家，所剩无几，而宋江对待俘虏的方腊将领更是残暴不堪。期间在遭到迫害后，有一段最引人感慨的描写。当时宋江对李逵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我死之后，尸首定葬于此处，我已看定了也！"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这样云消雾散了，宋江的悲剧不但是宋江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梁山众英雄的悲剧。宋江一方面是忠君报国、行侠仗义的英雄，是伦理道德的楷模，另一方面他也是助纣为虐，充当屠杀梁山英雄的刽子手，他是“忠义”思想扭曲的矛盾体。

    忠与义看似完全对立，水火不容，但又矛盾地统一在宋江的性格里。评价宋江这一形象，应注意他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这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的形成，对他的思想性格有重要的影响。首先，宋江出身寒微，作为下层小吏，他对百姓的疾苦有深刻体验，他仗义疏财、富有正义感，私放晁盖即本于兄弟之情，更是对晁盖的义举的赞赏与钦佩。何况官小位卑，无人赏识，难以施展才华，又让他彷徨困惑。另一方面，宋江是刀笔纯熟、精通权谋的小吏，他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善弄权术。第三十四回他用离间计逼迫秦明上梁山。最重要的是，宋江曾说自幼攻读经史，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忠恕、信义、孝悌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而且除了忠孝思想，宋江还有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或者说有功名思想 “为国家出力”、名留青史、封妻荫子是他从没改变的愿望。而宋江作为忠义的化身，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正因为如此，使得宋江成为作品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某种角度看，也是对当时时代的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