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美术馆西岸馆的天价古代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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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美术馆西岸馆陈栝天价古代书画功甫帖十八应真图 |
分类: 国画 |
龙美术馆西岸馆的负一层,有专门的展厅,展示过去只有耳闻的古代书画名作。
从这些收藏印看,画作不俗。情韵墨花手卷。
己巳(1629年)作行书颜氏家训二则,手卷纸本水墨成交价格:¥2,240,000
题识:西湖过陈则梁山馆,出此卷索书,湖山晴霁、四虚献翠,为作擘窠书。米家法数米家画,游戏三昧。己巳二月,董其昌。钤印:董其昌印(白)太史氏(白)玄赏斋(朱)鉴藏印
《颜氏家训·勉学篇》:“梁元帝尝为吾说:‘昔在会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学。时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闲斋张葛帏避蝇独坐,银瓯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
文徵明
徐渭
倪元林?
多幅组成的立体画卷
“西湖十景”为所谓曲院风荷、雷峰西照、三潭印月、花港观鱼、柳浪闻莺、苏堤春晓、南屏晚钟、双峰插云、平湖秋月、断桥残雪十景的习称。以此入画,南宋已有,如叶肖岩《西湖十景》等;至于后来,湖以画名,画以湖名,湖与画已经成为一个文化融合的整体,不可或分。逮于清代,西湖十景大量入画,其中以董邦达诸人所作最为高标,成为有清一代西湖十景题材作品的巅峰。史载董邦达绘西湖十景极多,形式不拘,册页、手卷、立轴多见,并将之作为至礼进御乾隆或馈赠王公重臣。
董邦达《
雷峰夕照》
褚德彝题签:御题董文恪雷峰西照图,择是居珍藏,庚午六月,松窓。
题识:臣董邦达恭绘。
乾隆御题:何处高峰无夕照,斜阳此地独标名。钱王遗迹犹堪指,爱是山头塔影横。右题雷峰夕阳,御笔。
钤印:化工四气为全施、乾隆宸翰、墨云。
鉴藏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宝笈重编。
著录:《石渠寶笈》(《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彙編》第7冊,第3918頁,“董邦达画西湖十景”,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此幅《雷峰西照》为该套作品的第六幅,绘西湖十景中最富传奇色彩的雷峰塔景。全幅以浅绛敷色,暗扣“西照”题眼,示夕阳笼罩之意;杂花、山树则辅以青红之色,勾勒皴擦晕染,无所不用其极;山间则多处留白,象江南山水黄昏时水气氤氲迷蒙之景,足见画家体物察情之细、之工,至为难见。
有趣的是,乾隆题诗后加钤的“化工四气为全施”印,这是乾隆极少施用的闲章。乾隆的许多印章,均为发抒胸中意气之作,大多为表现他富有四海、勤政爱民之心,如“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读书”、“犹日孜孜”等;或为表现个人情操、心志之类的,如“爱竹学心虚”等。尽管与此同为闲章,但“化工四气为全施”却是极为少见的乾隆阐发书画议论的印章,几乎可当一篇精到简赅的画论,与其题他作所谓“非化工在手者不能四气具备”的持论正相印证。
任颐(1839-1896),初名润,字伯年,一字次远,号小楼(亦作晓楼),萧山城厢镇人。其父善画肖像,任颐自幼随之习画。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等均有扎实功底,尤以人物画见长,他在十余岁时即能勾勒出来访者容貌,使人见其画如见其人。
收藏家刘益谦听闻后随即表示,他在竞拍该作品前曾请专家做过鉴定,并无真伪之疑。他已就此事联系蘇富比公司,蘇富比将成立特别小组,邀请全球博物馆专家研究讨论。如果专家们认为上博的观点能站得住脚,蘇富比一定会维护买家的权益。如果研究讨论的结果显示上博观点不能成立,蘇富比也一定会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于质疑该作品真实性的三位专家,刘益谦说到:上博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是我非常尊重的两位专家,单国霖还是我建立的龙美术馆的顾问,上博专家目前没有看过这件作品的原作。刘益谦表示:社会各界对《功甫帖》的争议和关注都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蘇富比公司随后也发表了声明:蘇富比坚持“功甫帖”为苏东坡的作品。我方至今没有接到近日媒体上所提到声称此件作品为伪作的所谓报告。我方对作品的真伪性一向万分认真,并将仔细研究这份所谓报告并针对其提出的问题作出任何所需的回应。蘇富比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最高德行标准,并保留我方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
纽约蘇富比高级董事、资深专家、中国古代书画部主管张荣德,2013年5月上任蘇富比之前曾任上海朵云轩拍卖行的总经理和道明拍卖行的总经理。他听闻上述消息后表示,由他经手的《功甫帖》是真品。他称蘇富比将针对上博研究报告做出回应,解释鉴定理由。蘇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也表示,蘇富比拍卖的这件拍品,曾见之于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赞扬其“神采飞扬”,为“上品”。而张葱玉和徐邦达都是中国古代书画的“泰斗级“的鉴定专家。
此时又有上海朋友传来消息,说上海业界有传闻,刘益谦的太太王薇将会于近日携带高额礼金到北京拜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希望他能给主持公道。笔者听到觉得十分地可乐:刘益谦干嘛一定要说这件作品为真的?又不是他自己画的!蘇富比已经答应,如果专家们有定论此作品为假,他们一定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就是说会退货!蘇富比的拍卖规则一直有这样的条款:有两位业界公认的专家给出赝品的证据,他们就可以退货。因此,刘益谦根本不会有赝品“砸在手里“的担忧。现在他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大讨论,让各位体制内、体制外的专家给他的藏品免费鉴定一下,何乐而不为!
关于傅熹年先生的为人,我打电话询问傅先生的忘年好友,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先生。他听后十分生气,说道:“这谣言十分可恶,也十分荒诞,是自甘龌龊的人污人清誉。傅老先生出身世家豪门,学识渊博,校书二十万卷,鉴定书画也近二十万幅。他们家族曾分三次将古籍善本、书画、器物,无偿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全部价值如今应超过了二十亿元人民币。他毕生投身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古籍善本整理和古代建筑研究,诲人不倦,乃超凡脱俗之人,怎么可能去收人钱财?!傅老先生从不畏惧权贵,是非分明,直言对错,岂能会放弃原则?!
也许最终各自之间还会有分歧,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从来就没有100%的事情,但通过这样全面的会诊式鉴定和争论,可以向国人、向全世界普及一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艺术鉴赏知识,则大有裨益,其所得可能会远远超过辨明这幅作品真伪问题的本身!
首先,我要感谢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的学术团队能够群策群力、集合老少研究员共同的学术力量,并且代表上海博物馆这样备受世人瞩目的博物馆的官方组织,如此关注一个私人收藏家的收藏行为。不仅先在大众媒体发表粗放的研究结论,激发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并且还有详尽的学术文章有待公布,引起相关人士的无限期待。对我这样一个从事中国书画收藏二十余年的藏家来说,真是受宠若惊。在我以往的概念中,官方博物馆的从业人员由于受文物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是不能随意对艺术市场的交易和艺术品发表有针对性的评判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认识钟银兰和单国霖两位研究员多年而从未向他们请教某件具体拍品优劣的原因,怕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今他们以官方的名义对《功甫帖》的真伪发出强大的集体声音,这不仅可以使我个人避免可能的损失,而且对整个艺术市场而言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意味着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官方权威机构将为艺术品市场保驾护航、指引方向。这样一来,广大收藏家就不必有赝品伪作的担忧了,艺术市场也必将越来越纯净。我二十余年来的谨小慎微就此可以放心大胆了。
其次,我还要感谢上海博物馆对我创办的龙美术馆的爱护和关心。龙美术馆(浦东馆)开馆一年以来,无论是举办的十余个展览,还是开展的多次学术活动,均受到了广大市民和相关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这是因为我严格地执行了把收藏行为和美术馆分开的原则。我的所有收藏品,只有经过专家的严格挑选才有可能进入美术馆的馆藏体系,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的、重复的作品均不能纳入。为此美术馆还组织了专家顾问团队,专门负责作品的挑选和展览的学术把控,单国霖先生就是学术顾问团的成员之一。因为同是公益艺术机构,我认为邀请单国霖先生担任学术顾问是合适的,事实证明他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由他担任学术主持的开馆大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创办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定于明年三月开馆,购买《功甫帖》之时,考虑到这件作品的重要性,以及张葱玉、徐邦达等前辈专家对此作品的一致肯定,确实是准备在开馆时展出的,我个人也觉得学术顾问对此不会有异议。现在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认为此帖是摹本,并且上升到了“美术馆展览伪作”的高度,这对我和龙美术馆是无疑是莫大的鞭策。或许以上海博物馆这样强大的学术实力,可能从未展出过伪作,也从未花巨资购入过赝品,但是对龙美术馆这样成立仅一年的美术馆而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我不认为这是像某些人对我说的是以大欺小,我更愿意看作这是国家大博物馆对私立小美术馆的善意扶持。
最后,关于《功甫帖》真伪的问题,还有待苏富比方面组织的专家论证,并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意见得出结论。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个人愿意保持中立。但是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对《功甫帖》的研究方式确实也让我大开眼界的,仅凭与拓本的比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并且连翁方纲的题跋也认为是伪作。如果说宋代的作品存在争议是较为正常的话,那么把翁方纲这样的晚近人物的题款判为伪作,应该是有极具说服力的铁证的。因此我期盼上海博物馆的学术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相信这也是相关专家和广大民众翘首以盼的。而对上海博物馆在《功甫帖》上所投入的劳师动众的学术力量,我仍然只有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