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家，一个大画家，不可能不画自己和爱人在一起的图景。但世间已无孙多慈和徐悲鸿的合影，哪怕是由他们自己绘制的画作。这里留下了极大的遗憾。

    徐悲鸿笔下——曾经琴瑟和鸣的徐悲鸿、蒋碧薇

     更何况，这段历史已经模糊。在孙多慈即将与别人结婚之际，瞒着家人，说去桂林看自己的叔叔，而最后一次去见了徐悲鸿。电视连续剧据此说，这一幕发生在桂林。但孙多慈的亲戚陆汉民说发生在安庆，还有文章说，发生在长沙。那我们就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让大家甄别吧。其实,长沙相见在1938年,安庆相见在1935年,那么桂林相见在哪一年呢?孙多慈在1938年结婚。

    1931年的一天，悲鸿陪盛成、欧阳竞无先生去画室参观，蒋碧薇随行。一进画室，就看到了两幅非常扎眼的画。
　　一幅孙多慈的肖像之外，还有一幅油画，题为《台城月夜》。“画面是徐先生和孙韵君，双双地在一座高岗上，徐先生悠然席地而坐，孙韵君伺立一旁，项间有一条纱巾，正在随风飘扬，天际，一轮明月 ”这是蒋碧薇晚年的回忆，画并没有流传下来。
　　说实话，恐怕没有哪位妻子面对此情此景，能够不五味杂陈。十五年的感情抵不过青春的无敌和艺术家喜新厌旧的人性。如果要爱一个艺术家，你必须有足够强壮的神经，经得起砂纸一样的打磨。
　　好强而自尊的蒋碧薇已经足够坚强，她尽量不动声色，只是要带走这两幅画。盛成知道带走画的后果，企图阻拦，说画作是悲鸿先生为自己所画。可是被刺痛的女人像狮子一样，根本不可能松手。她对丈夫说，你的画我不会毁掉，但这两幅画只要我活着，你就不要公开。尽量让自己显得通情达理，温良贤淑。
　　肖像画藏到了下人的箱子里。《台城月夜》因为画在三夹板上，没法卷，也不好收。蒋碧薇干脆把它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徐悲鸿进进出出，就在自己的家里，在家人的注视下，每天看着自己和自己的女学生。
　　徐悲鸿的神经到底不如蒋碧薇的坚韧，终于在这样心照不宣的暗战面前败下阵来。
　　某个日子，在要为刘大悲先生的老太爷作画的时候，徐悲鸿黯然将画面上那对男女一点点刮去从此，《台城月夜》不复在人间。

    说才女画家孙多慈，必须先说她的祖父——安徽寿县孙家鼐。孙家鼐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老臣，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成立，孙家鼐出任管理大学堂的事务大臣。寿县孙氏另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因谋刺两江总督端方而声震天下的孙毓筠。虽同出于孙氏大家族，但孙毓筠比孙家鼐矮了两辈。光绪三十年（1904），孙毓筠变卖家产，借用寿县北街的僧格林沁祠，创办了推行新式教学的蒙养学堂。在聘请的教师中，有一位特殊身份的人，这便是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字蘧生，号养癯）。

    孙传瑗，曾任大学教授、教务长，还曾是孙传芳的秘书、国民党安徽省常委，其母汤氏是某女校校长。孙多慈姐弟三人，她是老大，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17岁时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

      孙传瑗是同盟会有活力有朝气的会员，思想非常激进。在蒙养学堂，他把他的这种激进也带了进来。1905年末，继孙毓筠、柏文蔚在寿县组织“天足会”、“强学会”后，孙传瑗和另一位同盟会教师汤葆明，在蒙养学堂提出了剪发以示反清斗志的倡导，并带头把脑后的辫子给剪掉了。学生当然愿意，但是家长强烈反对，由此把一个寿州城闹得沸沸扬扬，孙传瑗自己也被逼到了没有退路的绝地。不得已，他和汤葆明一商量，将数十位学生连夜带出了寿州城，之后徒步500余里，来到安徽省城城安庆。这些学生，一部分转入大拐角头的尚志学堂续读，另一部分，由孙传瑗把他们送至南京（一说孙传瑗生于1893年，是蒙养学堂徒步来安庆的学生之一，但对照其它资料，此说法有明显差误）。

     也正是这个变故，孙传瑗在安庆落下了根，一直到1938年安庆沦陷，他和他的家小，就生活在安庆城内。1908年，孙传瑗与韩衍、陈白虚等，创办《安徽通俗公报》，后又参与创办《安徽船》。1912年3月，孙毓筠出任安徽第一任都督，孙传瑗也迈入政界，曾在省政府秘书处工作。后孙传瑗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还担任过省立安徽大学的教务长。

      孙多慈出生于1913年，那应该是孙传瑗政治上最为风光的时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徐悲鸿和女学生孙多慈曾经演绎了一段浪漫却又悲情的师生恋。85岁的南京市民陆汉民女士找到了金陵晚报记者，陆女士告诉记者，她是孙多慈的表妹，在她的记忆中，保存着许多“徐孙恋”的片断，其中有些是从未公开过的。

　　孙家父母坚决反对

　　陆汉民女士的父亲陆和鸣是孙多慈的舅舅，曾经担任过安庆邮政局局长，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曾经在孙传芳手下任职，因此，孙家是在安庆很有名气的一个官宦人家。

　　1932年，孙多慈考入了中央大学的艺术系，当时的艺术系主任正是徐悲鸿。那时候的徐悲鸿，因为和夫人蒋碧薇性格不合，龃龉日增，苦闷之中，他认识了自己的女学生孙多慈。

　　徐悲鸿很欣赏这个美丽温柔极富天才的女学生，孙多慈也对这位关怀自己的师长一往情深。1934年，他们相爱了，师生间的感情纯洁又热烈。据说，徐悲鸿当时刻了一枚印章，上写“大慈大悲”二字，暗含着两人名字。

　　陆汉民回忆说：“孙多慈和徐悲鸿发生恋情的消息传到了安庆，我的姑夫姑妈（即孙多慈的父母）十分反对，我们是一个旧式家庭，他们绝对不能接受女儿爱上一个有妇之夫。”陆汉民说，为了阻止这段感情，孙多慈的父亲经常大发脾气，母亲甚至搬到了南京，租了房子，日夜监视女儿的行踪，不让她与徐悲鸿接触。

　　不接受任何追求者

　　徐悲鸿那方面，家庭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陆汉民说，据她所知，脾气不好的蒋碧薇经常和徐悲鸿大吵大闹，甚至还羞辱孙多慈。徐悲鸿很欣赏孙多慈的才华，曾经有打算送她去法国留学，也因为蒋碧薇从中作梗而没能够成行。

　　1935年，孙多慈大学毕业后，家人不放心她继续呆在南京，把她接回安庆，在安徽省立女中当老师。那时候的陆汉民，正在读初二，经常和表姐在一起。

　　陆汉民说：“那时候，我很少看到表姐开心，常常郁郁寡欢，有时候还偷偷流泪，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问她：‘表姐，你是不是又想徐先生了’？表姐苦笑，不作回答。”

　　陆汉民记得，当时有个20多岁、长得非常帅的英语老师苦苦追求表姐，英语老师还时常请她带东西给孙多慈。“表姐总是不屑一顾地笑笑，她怪我，‘你这个小丫头，真是多事’！”

　　见证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陆汉民说，1935年暑假里，徐悲鸿瞒着蒋碧薇，偷偷到过安庆一次，这一点，许多徐悲鸿研究者也不清楚，而陆汉民却见证了这一次徐悲鸿和孙多慈的最后会面。

　　徐悲鸿托自己的学生、孙多慈的同学李家应帮忙。一次吃饭的时候，李家应把徐悲鸿来安庆的事情向孙家人说了，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当即一拍桌子，扔了筷子说，“不许进门！”当时也坐在一旁吃饭的陆汉民记得，倒是姑妈发了慈悲，劝说姑夫，“既然徐老师都来安庆了，就让他和孙多慈见面吧！”最终孙传瑗同意了，但条件是，徐悲鸿不能跨入孙家的大门。

　　后来，徐悲鸿和孙多慈终于在安庆的菱湖公园见了面。孙多慈的母亲不放心，叫陆汉民跟着去，在一旁“监视”他们俩。到了菱湖公园，有情人终于见面，情意绵绵。

　　陆汉民闪到一边，只见二人抱头痛苦，临别的时候，孙多慈伏在徐悲鸿肩头，不忍离去，徐悲鸿也流出了眼泪，连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70多年过去了，当日的细节，陆汉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记得最清晰的是徐悲鸿临走时对她说的一句话：“小妹，你要记住，你的表姐永远是最美丽的！”

　　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1938年，经过郁达夫妻子王映霞的介绍，孙多慈嫁给了离过婚、带着3个孩子的国民党官员许绍棣。

　　陆汉民说：“大家都不同意，我姑夫气得要命，就连介绍人王映霞的丈夫郁达夫也不赞成。”

　　“徐悲鸿听到这个事情，还曾经赶到当时表姐避难所在的浙江丽水，但没有遇到孙多慈，只好作罢。”

　　1947年陆汉民从重庆回到安庆，正巧孙多慈带着儿子也在安庆。没有几天，陆汉民坐船去南京，孙多慈来送她。

　　陆汉民回忆说：“上船之前，我问表姐，是否还想着徐先生？”当时，表姐叹了一口气说：“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1948年，陆汉民与表姐在南京见了最后一面，解放后，陆汉民留在南京，孙多慈则随丈夫去了台湾。

　　1975年，孙多慈在美国去世，陆汉民是后来看报纸才知道这个噩耗的。

     在长沙见的最后一面

     从中央大学美术系毕业以后，孙多慈因和徐悲鸿的师生恋闹得沸沸扬扬，于1937年底和她的父亲随省教育厅来到丽水。此时，她的父亲因遭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缉而判刑入狱，刑满之后，承蒙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关照，在省教育厅当书记员。孙多慈到丽水之后，在丽水县碧湖镇的浙江省立联合高中担任美术教师。在联高的日子里，孙多慈教学之余，背个画夹，穿梭于碧湖的乡村田野，拼命作画，以此排解心中的郁闷和对徐悲鸿的思念之情。在这里，她独自吞咽各种苦涩，以画解忧，以画消愁。

　　1937年，杭州沦陷后，郁达夫的美貌妻子王映霞也带着几个孩子逃难来到丽水。由于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关照，她租下了县城燧昌火柴公司的两间房子，和许绍棣比邻而居。

　　许绍棣是浙江临海人，生于1900年。自幼父母双亡，靠伯母抚养成人。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到富绅方家当家庭教师，方家大人看重他，遂把女儿方志培嫁给他。1936年，方志培患病去世，留下3个女儿，许绍棣辗转千里，来到丽水。许绍棣对王映霞关爱有加，时常登门看望，送些水果等礼物。这给王映霞带来了麻烦，引来了人们的风言风语。但王映霞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未加理睬，我行我素，她对许绍棣印象尚好，更多地看到的是许绍棣的儒雅谦和和乐于助人。

　　1938年元旦，王映霞与浙江省政府秘书李立民的女儿李家应相遇。李家应便托王映霞为孙多慈找个对象。李家应还告诉王映霞，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孙多慈与徐悲鸿的恋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徐悲鸿是有妇之夫。经李家应这么一提醒，王映霞这才想起在丽水时曾多次见过的这位风姿优雅、气质不俗的“相门闺秀”，遂不顾郁达夫的反对，为许绍棣做起媒来。

　　孙多慈也对父亲的这位上司有些许的好感，也想在乱世飘零中找到一个依靠。更令孙多慈感动的是许绍棣对她父亲的处处关照。每当日机空袭丽水城，许绍棣总是安排孙传瑗夫妇住到建有防空洞的丽水中学宿舍。当孙传瑗提出辞呈，要到长沙去，许绍棣立即批准，除命令财政处支付3个月薪水外，又特批大洋80元，作为补助金。这一切都令孙多慈深为感动。于是，孙多慈答应和许绍棣先通信，增进了解。

　　恋爱的生活是缠绵的。在王映霞的引见下，孙多慈和许绍棣在碧湖见面了。从孙多慈晚年的回忆录中可以知道，在碧湖联高的4年，是她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她和许绍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景宁、庆元、云和，致力于抗战模范教育县的建设。工作之余，两人流连于浙西南名山大川。许绍棣忙着题字，孙多慈带着画夹潜心画画，两人相依相偎，湖光山色，诗情画意。这对离难的男女沉浸在幸福的意境之中，暂时忘却了乱世的烦恼、离乡的忧愁。

　　孙多慈是个多情的人。即使在热恋之中，她也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内心秘密告诉远在长沙的徐悲鸿。1938年4月，孙多慈向学校请假，只身往长沙会见徐悲鸿。在岳麓书院外的古山亭上，孙多慈说出了王映霞为她与许绍棣做媒一事。徐悲鸿提醒孙多慈说：“许绍棣这个人我在上海见过，人并不很讨嫌，有些文人风度，在北伐战争中还立过功。不过，他因曾行文通缉鲁迅而为世人所诟病。你没读过鲁迅、曹聚仁、郭沫若等人批判他的杂文与时评吗？”此时的孙多慈的内心已多少被许绍棣所占领，便竭力为许绍棣作了些辩解。

　　平心而论，孙多慈对许绍棣的感情是复杂的，这从她晚年回忆录中可略见一斑。“急雨狂风避不禁，孤舟一叶独沉沉”，这是她心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许绍棣有恩于她的全家，对她也疼爱有加，在这离乱之世，找一个疼人爱人的依靠也不容易；另一方面，徐悲鸿给她心灵的撞击实在太深刻了，她永远忘不了她和徐悲鸿那种超脱世俗观念的纯洁而热烈的恋情。另外，许绍棣此时已有3个女儿的现实,也使她感到难以接受。正由于这些原因，许绍棣苦苦追求了4年之后，孙多慈才和他成婚。

　　在孙多慈晚年的回忆录中还有这样一件事情：1942年，日寇为了避免本土被炸，发动浙赣战役。日本频频出动飞机轰炸衢州、丽水飞机场，丽水城内和碧湖经常遭受日机轰炸。8月，联高迁到温州文成，孙多慈也结束了在丽水碧湖4年的联高生活。

    孙多慈自画像

徐悲鸿 孙多慈肖像

孙多慈自画像

孙多慈1930年素描《瓶汲》

孙多慈1934年作品《狮》

       徐悲鸿眼中的少女孙多慈

徐悲鸿笔下——孙多慈像 1934年作

孙多慈自画像

孙多慈油画自写像

      孙多慈,中年,在台湾的照片

孙传瑗

王映霞

孙多慈油画《泰国公主》

孙多慈 18000费成武像

孙多慈 双鹅图

题识：仙实。旨实先生雅嘱。乙亥春日雨後园中竹笋怒茁，写以忘忧。多慈。
钤印：孙氏、多慈
说明：美国回流，谢旨实上款。


孙多慈 公鸡

徐悲鸿行书孙多慈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