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真理：对苏格拉底的困境之思[①]

作者：胡梦婷

一、引言

一个教导人什么是正义的哲学家，最后却因被指控行不义之事而被城邦处死，这本身就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对正义抱有悲观态度的人会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暗示着哲学与城邦本不相容，哲学的言行甚至是城邦的敌人，过正义的生活只是语言上的乌托邦。然而，至始至终苏格拉底言行一致，既主张过正义的生活，也将他的信念贯彻到底，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表现出的他对城邦的关切与正义生活的践行，恰恰是对正义的真理的辩护。如果考虑到苏格拉底在他那个走向腐败衰落的城邦中寻求哲学拯救的努力，那么在因价值多元化而信仰没落的现代社会，理解苏格拉底就能提供给我们思考现代哲学出路的研究价值。

为什么要从《理想国》而不是柏拉图的其他文本解读苏格拉底，比如，《申辩篇》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如果说《申辩篇》是苏格拉底如何向充满敌意的雅典法庭为自己的正义辩护的话，那么《理想国》就是苏格拉底如何向他友好的倾听者——文本之内的格劳孔等人或是文本之外的读者——为自己的正义辩护。《申辩篇》与《理想国》的区别在于，由于《申辩篇》中的听众是对他带着某种敌意的陪审团，苏格拉底的“申辩”首先与其说是在说服，不如说是在激怒对方，而盛怒使得陪审员们可能拒绝去理解苏格拉底为自己的辩护；其次，苏格拉底的质问对手是一口咬定苏格拉底有罪的诗人美勒托，前者的耐心的争辩并不能使美勒托领会，他的辩证法在蛮不讲理的美勒托面前失效；最后，苏格拉底的讲演暗示法庭内是喧闹的[②]，一方面通过大声地讲演为自己辩护并不是苏格拉底所擅长的谈话方式，另一方面喧闹意味着有事情被掩盖，只有沉默和辩证法才能传达的事情可能因此被省略。《理想国》里的听众则是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等人，他们都是苏格拉底良好的谈话对象，即使是忒拉叙马霍斯也能被逻各斯的力量说服，正义的真理在问答形式的交流中、在对真理的理性沉思中得到了揭示和领会，因此，正如布鲁姆所说，“《王制》（Republic）是苏格拉底真正的《申辩》（Apology），因为只有在《王制》中，苏格拉底才充分处理了由雅典对他的指控而强加于他的主题。”[③]

二、研究方法

理解《理想国》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将《理想国》视作柏拉图中期的著作，它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阐发自己的观点，解读《理想国》的方法就在于归纳总结文本的“主旨”，将文本主旨与其他哲学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或对其哲学观点自身进行批判，如此一来，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与历史的苏格拉底似乎成了不同的讨论对象，“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成了一种表达某种立场的媒介，根据苏格拉底的文本对“苏格拉底”进行的解释成了对某种特定观念的的解释；解释者往往自称客观理性地解释文本，但解释总是带有解释者自身的历史色彩，“客观”地解读往往是在强迫文本说出本不愿说的东西；第二，把《理想国》看作一部对话或戏剧，对话意味着有多个人同时在场，每个人都有所说也有所保留，但何以证明苏格拉底的观点就是柏拉图的观点？将“苏格拉底”视作柏拉图笔下的某一个人物角色，并告知读者，在戏剧中人物特定的行为和对话活动的意味，这是语文学的解释方式，语文学把“苏格拉底”看作一个活生生的对象，一个在戏剧的或是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角色。与前者相比，语文学的解释似乎更沉浸在文本呈现的过去处境之中，沉浸在文本美的内容和形式之中，但这种沉浸同样也是不自觉的。

因此，对《理想国》文本的解释需要一个更可靠的解释方法或理论前提，而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给读者提供了一种研究出路。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角度看，第一，此在（人）并不是单纯的“对象”，此在的本质不是被现成规定的，相反，此在是在生活世界中通过践行（der Vollzug）去“是”自己的本质，因此，如果在解释活动中把“苏格拉底”看成一个单纯的独立的现成存在者去研究，就遮蔽了他与他的生活世界的关联，无法理解苏格拉底在解释或者说揭示活动中对所言给予的意义，因为苏格拉底的谈话所揭示的意义与他所体验、所照面的生活世界相联系。第二，解释活动总会伴随着对文本的先行理解、先行把握[④]，因此，对文本的解释并非客观的外在的解释，“‘真理’作为揭示乃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⑤]，此在在真理中，真理亦在此在的揭示活动中；文本的意义是读者在文本与自身的视域交融活动中自己生产出来的。文本是向读者打开的世界，读者沉浸于文本之中而与文本所呈现的东西打照面。技术化的历史学的解释方式是把文本当成实验品般的对象来检视，促逼着文本去表达自己不愿说的东西；语文学则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沉浸于文本之中而忘却了自己与文本之间的紧张感，就如同此在于沉沦中忘却了最极端的可能性——死亡。

所以，伽达默尔强调“有意识地暴露文本与现在的紧张关系”[⑥]是解释学的任务。仅仅将文本进行观念的研究，或许具有对过去的历史的自觉，却未必具有对自身现在的历史自觉，即解释者自身的观点也是历史的，解释者也是历史的存在；但解释学又不同于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好像将某种真理囊括了“我”与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一样，因为，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处境是不可理解的，不可能彻底阐明这种处境[⑦]，解释学主张在“我”与流传物之间的交互关系之内进行反思，[⑧]人并不处于处境的“对面”，而是处于处境之中。

那么，何谓文本与现在的紧张感？伽达默尔的回答是提问。“提问总是显示出处于悬而未决之中的可能性。”[⑨]文本向读者提问，文本向读者回答。问题总是开放的，一个已经有了确定答案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在“是”和“否”之间，读者考虑着可能性；在“问”与“答”之间，文本与读者进行着意义交往。在《理想国》的对话中，可以发现如下三种关于问与答的“困境”：苏格拉底如何回答他的谈话伙伴向他发起的诘难？文本如何为苏格拉底的困境向读者辩护？文本当下的读者如何理解苏格拉底的回答？为解决这些“困境”，需要用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考察对文本的追问，在文本暴露出的紧张关系中不断调整自身对文本的把握，在文本与读者的视域融合中，理解文本对苏格拉底的处境的回答。最后，通过文本的回答，将领会到这种对苏格拉底困境的追问实际上是自身对生活方式的追问，而文本用苏格拉底的言与行为读者思考生活与真理不断提供着良好的教益。

三、 苏格拉底的困境

1.真理与谎言——神话诗

在《理想国》第一卷中，首先由忒拉叙马霍斯向苏格拉底发出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⑩]的诘难，虽然前者的雄辩极富有感染力，但是在他嘲讽苏格拉底只会提问而不给回答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失败[11]。因为提问先行于回答，具有着指引回答、开启回答的方向的意义，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泰戈拉试图拒绝苏格拉底的问答方式，而显示自己在长篇演讲上的长处。在转换问答角色以后，普罗泰戈拉依然不能说服苏格拉底，甚至不得不承认自己问了错误的问题。这意味着困难的并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提出正确的问题。

虽然忒拉叙马霍斯对苏格拉底发起的攻击失败了，但作为“敌人”的忒拉叙马霍斯的攻击并不是苏格拉底遭遇的真正的困境，只是一个探讨正义真理的热身活动。相反，真正的诘难是由作为朋友的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分别向苏格拉底发起的：前者询问在排除正义所给的荣誉、财富的好处之外，正义的生活何以好过不正义的生活；后者进一步要求苏格拉底证明正义何以可欲。苏格拉底请求他的谈话伙伴让他用语言构建一个城邦，从城邦的整体看待正义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在理想城邦的构建中，苏格拉底谈到的对公民的教育，他批评过去的诗人用虚假的故事荼毒年轻人的灵魂，“没有任何人会故意对自己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弄虚作假、围绕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周围编制谎言”[12]，诗人们只是拙劣地用人性模仿神性，而神是不变的、真实的存在，诗人们并不知道自己说得是对是错，却造成了城邦的年轻人堕落的后果。苏格拉底主张诗人应该唱赞美诗，把描写雅典诸神丑恶的内容剔除出去。而另一方面，为了说服人们按照自己的能力各司其职，他告诉人们这样一个虚构的高尚的谎言，人的本性里分别有金、银、青铜或铁这四种不同的材质，因此人应当按天性从事自己的职业。然而困境由此呈现出来：对于主张展现真实的神性的苏格拉底来说，对人们说谎，通过编造谎言，欺瞒他们来构造正义的城邦，这本身是否与苏格拉底的正义相违背？这种欺骗与诗人的欺骗有什么区别？

根据解释学理论，理解文本前总已预先把握了对文本的某种意义期待，这种预先的把握被伽达默尔称为“完全性的先把握”。只有我们根据先前对文本的把握不可理解文本时，先把握才被怀疑[13]，而之前意见的错误在于预设了苏格拉底对诗人的批评在于语言的不真。并且，“操劳的生活在世界中度过”[14]，此在的操心活动与此在所在的世界相联系，脱离了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所在的雅典城邦状况以及诗对城邦影响的考察，就不能理解苏格拉底于对话中对诗人的态度。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说雅典城邦成文法律和道德都在极速败坏，而出于这种对城邦教育的关切，他曾经热心地希望参加政治生活去改变城邦；彼时的雅典盛行引用荷马的诗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这些诗歌有时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致，未经审查地被雅典的年轻人奉为时髦的真理；在苏格拉底看来，为了更好地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必须谨慎地审查诗歌对教育的影响。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们说谎，并不是有意去说谎，而是并不知道自己诗中所说的是真是假，对自己的诗歌所产生的影响也并没有自觉，其笔下神的故事大多来源于对生活的痛苦体验，“摹仿中的完全忘我在自我分离中实现了它自身。即使只是在观看这种摹仿而自己不扮演的人也会在同情中听从被模仿的事物，就是说，通过他在自己面前所看到的另一个而在做替身的经验中遗忘了自己。”[15]诗人的错误在于模仿的颠倒：在《理想国》中，如果说诗人用人性模仿神性，是下降的模仿，那么与此相反，苏格拉底的谎言是用神性模仿人性，是上升的模仿，这正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辩护：与吟唱虚幻之美的诗人不同，在苏格拉底的模仿中听众不会遗忘自己，而是在理解这个谎言的活动中获得了一个对建立一个好城邦的目的的共同承认，因为如果格劳孔不先行把握苏格拉底说谎的目的，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谎言。

对苏格拉底这个谎言的分析与真理密切相关，一个认为柏拉图是在进行隐微的写作艺术，像宣传密教一样宣传真理的人并不能理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柏拉图的确有可能出于某种政治迫害的原因遮住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但他会以这种方式让苏格拉底说话吗？苏格拉底不仅在说如何过正义的生活，而且践行着正义的生活一直到死，如果说柏拉图试图用自己写的对话为苏格拉底的真理辩护，那么让苏格拉底遮遮掩掩说出某物显然与目的不符；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法律篇》中“苏格拉底”只是匆匆露了个面就退场，而让一个异乡人来发言，不仅因为苏格拉底并不擅长长篇演讲，而且也因为《法律篇》的内容已不再适合让苏格拉底在场。如果说真理意味着揭示状态和被揭示的存在，而作为揭示的真理又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那么对文本的揭示不仅仅是揭示文本的意义，也是在揭示此在的存在。苏格拉底一方面从言谈中揭示着他的存在方式，一方面通过对正义的践行揭示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的活动是对真理揭示活动的最好模仿。

2.真理与城邦——洞穴比喻

《理想国》第七卷中，苏格拉底所提出的洞穴比喻似乎揭示着他自身所面临的第二个困境。一个偶然挣脱锁链跑出洞穴的人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太阳，当他回到洞穴告诉洞穴内的其他人时却遭到嘲笑和迫害。这个比喻太直接地让读者把苏格拉底和那个挣脱锁链、走出洞穴的人联系起来：太阳象征最高理念，洞穴里的人沉醉于影子世界，苏格拉底就像那个跑出去的人，他发现了最高理念的存在，尽管不能直视它，因为过热的光芒会灼伤他的眼睛；他也只能通过太阳在水面的倒影去观照它，回到“洞穴”的苏格拉底显得十分笨拙，与城邦格格不入。洞穴里的人们并不相信跑出洞穴发现理念的人所说的话，就像雅典的陪审团并不相信苏格拉底为自己做的辩护一样。

如果从后文看，柏拉图关心的似乎不是苏格拉底应当怎样解释他的真理，才能让“洞穴里的人”理解，而是即使由于其他人不理解哲人而对哲人造成了伤害，哲人也应当甚至被强制关心城邦生活，“法律在城邦中造就了这种人的目的并不是好让每一人自己想往哪处跑就往哪处跑，而是利用他们来促成城邦的内在统一。”[16]哲人具有优秀的品质，如果他们认识到沉思真理的生活好于城邦的政治生活，就不会愿意参与城邦的政治事务，更何况城邦会对哲人造成伤害；而柏拉图却让被迫害的苏格拉底说，哲人应当甚至被强制为城邦干活，洞穴比喻引向的并不是对城邦之恶的控诉，而是对城邦的关切。

如果因此发问：柏拉图真的在为苏格拉底辩护吗？为什么饱受城邦迫害威胁的哲人还要关心城邦？这将是一个歪曲的提问，因为这个提问预设了一个文本辩护的狭隘对象，而柏拉图不仅仅是为苏格拉底遭遇的不正义辩护，因为陪审团的不正义并不能充分证明苏格拉底的正义；因此柏拉图还必须为苏格拉底本身所持的正义的生活方式辩护。一方面，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做不正义的事伤害最大的是不正义的人，而不是被伤害的人，因为做不正义之事会伤害灵魂，不正义对灵魂的伤害远大于不正义施与的肉体伤害。因此在《申辩篇》苏格拉底告诉陪审团，判他死刑是一项亏本买卖[17]。再者，由于城邦的不正义而远离城邦并不属于苏格拉底的正义，否则，苏格拉底就不会在陪审团面前否定离开的提议[18]，在《克力同篇》也不会接受克力同关于逃跑的建议。另一方面，苏格拉底的正义恰恰是在洞穴比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洞穴里的人拒绝跑出洞穴的人所说的话，不是因为愚蠢，相反，认识真理的能力向来存在于人的灵魂与能认识真理的“器具”中[19]，因此，能认识真理、认识善的能力是可教的。出于对城邦的关切，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正义的生活不可能一日不谈论善；在他所居的雅典之中，面向他所关心的雅典城邦，与朋友考察怎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教导年轻人认识真理，才是属于他的正义的生活方式。

由此看来，由洞穴比喻引出的哲人与城邦的对立困境并不成立，相反，哲人总要且总在关心城邦，并不因城邦如何对待自己而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正义不仅仅是内心持有的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践行，苏格拉底的正义不因城邦的不正义而改变，这正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所做的最好的辩护。

3.真理与生活——内在的统一

上文的分析选取了《理想国》中苏格拉底面对的两个矛盾分别进行了解答，进一步从整体上看，对苏格拉底面对的困境的理解事实上是对生活与真理之间的困境的解答，生活与真理并非相互脱节，哲人并非在自己的世界中浑然忘我。第一，苏格拉底在对诗歌的态度上和向公民撒谎的提议显示了苏格拉底并不认为“真”指的仅仅是语言上的真。在苏格拉底用语言构建正义的城邦的活动中，一个好的目的观念——为了城邦的正义——显然比语言上的“真”更为优先。柏拉图由此可能遭到形式主义的批评：对真理的追求只是对观念的追求，柏拉图忽视了对包含“真理”的事物的研究。然而，如果不是出于对现实中雅典城邦道德败坏的关切，构建一个正义城邦的目的也就无从得来。此在的筹划总是与他照面的世界相关。第二，苏格拉底对真理的模仿不仅仅是语言的模仿，也是践行的模仿，此在“在真理中”[20]，此在在生活中以践行的方式体验世界和世界内的存在，揭示世内存在者以意义的同时揭示着自身的存在意义，苏格拉底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去揭示什么是正义，同时也去揭示自己的存在方式；第三，苏格拉底的洞穴比喻并非暗示哲人本性上与所处的城邦生活相脱离而应当独自观照真理。的确，沉思对于哲人来说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但哲人依旧是有限性的存在，正义必然包含着正义的践行，苏格拉底生活在他所居住的城邦中，与他所照面的人打交道，他关心着他所在的城邦的事物，他并不是与世隔绝地生活着。苏格拉底用他的一生——或者说是用他的死——向试图理解他的人揭示了什么是正义。如果只是遵循洞穴比喻表面的内容意义，那么对苏格拉底来说，远离城邦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但苏格拉底并没有像赫拉克利特那样选择远离城邦独居山野，这表明了苏格拉底实际上认为城邦生活与自己的正义是相关联的，真理的揭示包含着对生活的关切和筹划。

四、为苏格拉底辩护——正义的生活何以可欲

对文本的发问总是与此在现在的处境有关。文本所呈现的东西并非孤立的历史观念，相反，文本正是在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活动中，被赋予自身的存在意义。在对如何理解苏格拉底面临的困境的追问中，实际上是在追问：即使正义的生活面临着与诗人、世俗或政治相关的重重矛盾和阻碍，人依旧选择它的理由是什么？即使因为人的有限性而无法直接观照真理，人依旧要寻求它的理由是什么？即使苏格拉底用漫长的时间来讨论正义的问题，可是在卷十中，苏格拉底以神话诗为结尾作为回答，今世的生活意义在死后才得到揭示，正义难道只能得到来世的救赎？

对苏格拉底困境的追问表达了对人自身存在方式的关切。常人总是以逃避的姿态背向自己的生活，但逃避终究也是一种选择。雅典人中有的同时献祭不同的神，有的接受着智者们的教导，他们各自选择了流行的生活方式；在常人看来，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不能比不正义的生活获得更多好处，甚至还会损害更多，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缺乏向死的勇气。虽然城邦的战士们宣扬自己是勇敢的，但战士并不确知自己在战斗中会死，对死亡的恐惧被厮杀的兴奋、献身的热情掩盖，这种情绪在本性上与未被哲学净化过的诗歌所引起的忘我相似：在激情中战士们忘却了自身。而苏格拉底却倡导以一种清醒的哲学的方式进行认识，在这种认识中人不得不清醒地面对他曾经逃避的对自身生活意义的追问。另一方面，智者的流行学说尽管蕴含着逻各斯的部分力量，但他们的演讲所指向的却是洞穴里的影子，智者也许并不是被锁住而不能转身的囚徒，而是那些举着雕像在洞穴里走来走去的人，他们认识到了存在者的部分本质，但还没认识到构成存在者之为存在的那个原因。《理想国》以这样的方式赞美苏格拉底：在对先前诗歌的批评和洞穴囚徒生活对比之后，它暗示了苏格拉底是那个曾窥见存在者之为存在而宁愿选择回到洞穴的囚徒，只有苏格拉底的或者说哲学的生活胜过了其他的生活。

为什么说苏格拉底的或者哲学的生活胜过了其他的生活？第一，在雅典法庭的审判中，苏格拉底受到了法庭向他抛来的死亡的威胁。虽然法庭利用常人所具有的对亡故的怕形成一种惩罚威胁，但苏格拉底并不怕死，畏死的勇气[21]并非凭空得来，而是思虑着在死面前所呈现的所有可能性（比如离开城邦或者接受城邦的罚款），聆听着内心神灵的声音[22]而作出的本真选择，正义的生活不是因忘我的激情，也不是因为财富、名声等外在的善，而是因为听从了内心良知的呼唤而被选择。第二，《理想国》表明正义的生活之所以自身值得欲求，是因为过正义的生活使得灵魂更好，过不正义的生活即使能获得肉体的满足，但最终使得灵魂遭受痛苦，因此《理想国》的对话验证了《申辩篇》苏格拉底对杀害他的凶手的预言[23]：不正义的人失去了过正义的生活所带来的灵魂上的教益，错误的生活方式最后只能使他们自己受害。

对苏格拉底困境的诠释表明，《理想国》所回答的问题永远不会过时，因为人总在追问自己“我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并对自己所面临的人生选择充满困惑。然而它也永远没有回答完问题，因为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前进的人总会不断获得否定性经验，不断对文本作出新的回答、新的解释，对生活与真理的追问永远是开放的。

结论

用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方法对《理想国》的研究，是从提问开始的。提问以“我们突然有一种想法”[24]的方式出现：对一个探讨什么是正义生活、却因被指控不正义而被处死的哲学家产生疑惑，这种疑惑以一种突然的方式压向我们。《理想国》设置了一个在城邦之外朋友之间友好交谈的场景，让苏格拉底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面对朋友们的提问，也让他自己去回答在不同时间线中出现的读者的提问。解读苏格拉底面临的困境，就是在与文本的视域融合中让文本揭示出读者自己的答案。

在对雅典神话诗的批评中，苏格拉底面临了第一个困境：苏格拉底在用语言构建正义城邦时是否屈从了语言的不真实？对苏格拉底针对诗歌的批评的研究表明，诗人的谎言是下降的模仿，苏格拉底的谎言是上升的模仿，在理解苏格拉底与诗人的谎言区别之前要对二者的目的有着合理的前把握：诗人没有诗歌会产生何种影响的自觉，而苏格拉底则出于教育的目的撒谎。而语言的隐微艺术并不适合用来理解苏格拉底，这与苏格拉底至始至终的生活方式相违背。

在洞穴比喻中，文本暗示苏格拉底处于第二种困境：曾窥见真理的囚徒并不能被只能看见影子的囚徒所相信，甚至会遭到迫害，而苏格拉底却执意选择关心城邦。对洞穴比喻的分析表明，正如真理的太阳并不因洞穴的阴影而黯淡，正义的生活并不因遭遇的不正义而改变。沉思哲学的生活虽然是最好的生活，但远离城邦并不是哲人应当选择的正义的生活，返回洞穴并教育无法转身的洞穴囚徒，才是苏格拉底所选择的正义的生活方式。

苏格拉底以他的行动和言谈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是正义，也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正义的真理离不开生活的践行，因为真理与生活并非相互脱节，真理总在践行着的此在活动中被揭示。生活中常人总是以逃避的方式进行非本真的选择，而苏格拉底即使在最极端的可能性——死亡——面前也毫不退缩，他具有将自己的死亡承担起来的勇气。在《理想国》中，正义的生活方式在问答中逐渐被苏格拉底揭示出来并证明了其价值。

因此，回答对苏格拉底困境的追问，就是在追问自己“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是值得的”，而苏格拉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聆听内心神灵的呼唤，在对真理的追求中，鼓起畏死的勇气过正义的生活。苏格拉底以他的言谈和践行为当下的读者寻求自身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富有教益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 《理想国》[M]. 王杨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2]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3]  布鲁姆. 《人应该如何生活——柏拉图<</SPAN>王制>释义》[M]. 刘晨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

[4]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14.

[5]  海德格尔.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M]. 赵卫国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6]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上卷）[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7]  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论柏拉图》[M]. 余纪元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2.

[8]  施特劳斯. 《论柏拉图的<</SPAN>会饮>》[M]. 邱立波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9] Martin Heidegger.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Aristotle: Initiation into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