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初次接触陈安老师的场景如同昨日，却已经是2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在这20多年里，虽然大多数时间有重洋阻隔，我与先生的联系却从未中断过。可以说，大洋之外，我知道先生之冷暖，先生也知道我的忧乐。
一、海上仙山
我求学先生之路并不平坦。1991年初，我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导师是经济法系的系主任张增强教授。张老师特别强调国际经济法学的学习，并很推崇陈安老师的著作。当时同学院有一位会计学的硕士生学业优异，两年提前毕业考取了厦大会计学的博士，令在读硕士生同学们十分艳羡。我当时便想，能不能也效法一下，争取两年毕业，提前攻博。于是便尝试着与厦大研招办联系。
研招办的老师（我记得是关筱燕主任）很热情，告诉我虽然正式的报考期限已过，但我如能得到陈安老师的同意，他们还可以接受我的报名。关老师并建议我最好能前往厦门拜访一下陈先生。于是，1993年5月1日，我登上了广州去厦门的海轮。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在海鸥翔集、波涛汹涌之际，凭栏望远，想着很快就要登上厦门这座海上仙山，见到令人景仰的陈安老师，心情十分激动。
然而，我那次却并没有能够见到陈老师。5月2日抵达厦门之后，我直接入住厦大的凌云招待所。或许是因为过于兴奋，一夜未眠，又或许是因为不习海风，我竟然感冒了。尽管如此，我一住下便给陈老师家打电话，告知我到了厦门，想去拜见他。谁知陈老师却并不让我去见他，只让我在下午三时给他去电话详谈。三时整，我在凌云招待所楼下公用电话室里，拨通了陈老师家的电话。电话那头第一次传来了陈老师亲切中透着威严的声音。通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陈老师不仅询问了我的经历，学习的课程，还问了许多专业上的问题，我都一一认真作答。当时厦门天气很热，我感冒在身，衣着甚厚，加之那次与先生通话十分紧张，打电话时浑身热汗直流。临了，先生说了一句：“你可以报考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感冒好像也立时好了！事后得知，原来先生极不喜欢那些可能送“见面礼”的任何考生，故特设此严格的“预防措施”，以杜绝此类陋习的发生。接下来是紧张的复习、紧张的考试，所幸最后终于考上了——我终于成了厦门大学陈安教授的一名学生！
后来我才知道，陈老师的严格是出了名的。这种严格，在招生环节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比方说他主张“逢进必考”，不喜欢招收保送生之类的免试生，更不喜欢与政府官员或大款大腕们“拉关系”、“走后门”，在博士生入学方面开绿灯。我记得他后来还专门写了篇短文《“博士”新解》[这篇短文及其附录最初发表于《中国大学教育》2001年第4期。其后收录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五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卷，第1699～1705页。]，讽刺这种种不正常的现象。
二、“板凳愿坐十年冷”
现在想起来，厦大三年博士生期间，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间之一。我们住在高高的凌云楼上（凌云三608），每天看着海阔天空、云卷云舒，时感壮怀激烈。几乎每天下午，楼上会有人吼一声“打球啰”，我们便离巢出动，奔赴篮球场。打完球回来，有时球友们还会在芙蓉湖边小坐，谈天说地。大多数时间则直接奔回宿舍，很快冲凉房便响起此起彼伏的歌声。
生活之外，更大的收获是学业上的。陈老师平时给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板凳愿坐十年冷”，要求我们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因为学术之路、博士之路注定是清贫而寂寞的。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陈老师从不拘泥于那种刻板的上课模式，而是强调人才培养与科研项目的结合、言传与身教结合，做到出“人才”的同时出“成果”。这种方法很能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记得我的第一门专业课叫作“国际经济法文献精读选择”，课程主要是练习着翻译一本关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英文专著的若干章节。第一次翻译外文专业文献，感觉难度很大，初时几乎是寸步难行。译稿先经同学校勘，修改后再由陈老师批阅，多次反复修改后方能交卷。一开始我并不理解这种训练的意义，认为它有点费而不惠，因为翻译是天大难事，译出来的东西却又不算是原创性的成果，费时费力，却又成效不彰。直到我过后再次尝试去阅读和翻译其他英文著作，才发现其中妙处。这种训练贵在让你认真揣摩原文中每一句话的句法结构，对加强英文专业文献的阅读能力，提高阅读速度大有裨益。难怪先生对此十分看重，并告诉我们这也是北大王铁崖等国际法先生们最常用的学术训练方法之一。后来我在译稿的基础上，作了些进一步的研究、更新和修正，写成了一篇文章，收入了陈老师主编的一部专著里的一个专章。专著的出版令我深受鼓舞，我研读原始国际经济法文献的兴趣也由此大有增强。
这三年里，令我同样记忆深刻的是我有幸给先生做了一些他自己的文稿的校对工作。先生学贯中西，识见宏深，每有心得，下笔成文，往往写成一篇传世佳作。先生课题不断，著作等身，时有新著出版，或旧著更新。我作为他为数不多的弟子之一，时时往返于先生白城的家里与经济学院打印室之间，传送文稿，并对打印稿作初步校对。记得先生每次对文稿的质量都要求精益求精，几近苛刻。当时经济学院经常为我们打印文稿的是一位叫小翁的姑娘，在打字员中当属极为细心和耐心的一位。有一次她偷偷地跟我说，她其实“最怕”打先生的文稿，不仅因为过于专业，难以理解，因此打字较慢，更因为先生在每次校对稿上都会有许多处新的添加或修改，这些又都需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校订。我后来意识到，这种校对工作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它使我不仅有机会接触一流的学问与作品，更重要的是知道这样的学问与作品是怎样做出来的。我体会到全面广泛的资料，深入的研析，创新的思维和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是所有好作品的不二法门。
另外，十分难得的是，先生虽然学高于世，对我们这些学生所秉持的是一种完全平等的态度。例如，有时我会斗胆对他文中的个别字句做点修改，他不但不怪我冒犯威严，反而时时褒奖有加，称我为“一字之师”。这种大家风范至今令我感动。后来，我有一次去威尔士旅游，在一个纪念品商店看到有一张父亲节节日贺卡，上面写着：“谢谢您，父亲。因为您不仅指明了星星的所在，还告诉我怎样去找到它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常常想，陈老师就像我学业上的严父，不仅让我知道什么是大学问和大学问家，还让我体会到怎样才能成就大学问和大学问家。这些年来，我虽然谈不上取得了什么成就，但陈老师的这种种言传身教，却一直是鼓励我进取向上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凤凰花开
凤凰花是厦大的“校花”，年开二度，一度迎新，一度送旧。迎新的花季洋溢着喜悦，但送旧的凤凰花却总让离校的厦大学子无限惆怅。
1996年7月，又是凤凰花开时节，众生惜别依依之际，我也面临着生命中一次不大不小的抉择。当时我曾联系过去北大法学院做博士后，或去清华法学院做讲师，两所学校都已表示接受。同时，蒙先生抬爱，母校则表示希望我能留校任教。一方面是京畿法学重地，另一方面是恩师与母校，这个选择不可谓不艰难。然而，我没多少犹豫便选择了后者，且始终不后悔自己的这一选择，根本原因，是出于对恩师与母校的一种深深感恩与无限眷恋。
许多人不理解先生早年执行的“博士生留校”政策，认为有“近亲繁殖”之嫌，对此，先生作了有力的反驳。我记得先生常常跟我说，厦大法学学科属于后发后进学科，研究人才严重缺乏，而每年招研究生的名额又极其有限，他如果不这么做，就形不成“生产力”，产不出“产品”，厦大法学不仅不能发展繁衍，甚至会有“断子绝孙”的危险。事实证明，先生的做法是睿智和卓有成效的。厦大国际法学科20世纪80年代建立博士点，90年代以来获得飞速发展，先后取得了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重点学科等重大突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先生当年下大力气打造的一支强有力的国际法学术梯队。现在，当我在思考如何在欠发达的西北地区建设一个后发的法学院时，我更能深刻体会到先生当年的苦衷。是一份对厦大国际法学事业的坚强信念与执着追求支撑了先生的这些不寻常的举措，而正是这些不寻常的举措为厦大国际法学科近年来在全国脱颖而出，并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奠定了基础。
谨此敬祝陈安先生，龙马精神，健康长寿！谨祝母校事业蒸蒸日上，迭创辉煌！
(2015-09-24 1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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