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

谢玉铭老师

周咏棠

我因不愿在被日本占领的家乡宁波求学，1942年11月进入在沙县的福州高中插班求学（福高因福州被日本占领而南迁）。1944年自福高毕业后，幸运考上厦门大学机电工程系。

在入学新生训练中，聆听教务长谢玉铭教授训示，让我印象最深刻。其解释校歌中“致吾知于无央”（知无央）使我得益不少。

他说在大学求学，仅教育学生最基础的专业知识，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还要不断自修有关工作的进一步的专门知识。若希望高升到中、高“领导”，尤需要学会管理方面的知识，用于实务，才能成为出色的管理者。

所以我在校加念“经济学”、“会计学”及“伦理学”三门课程概要，亦常向图书馆借阅有关管理的书籍，以备毕业后工作时需要。

进入社会工作，我晚上多自学有关管理方面的书籍，如“质量管理”（在台湾称“品质管制”）、“标准化管理”、“工作研究”（即work study）、“法律概要”、“劳工有关法规”、“投资理财”等等，以及报章上刊载的有关管理的文章，亦常去听专家学者的管理方面的演讲，有时亦去听医师的保健养身的演讲，另外亦阅读不少有关“情绪管理”（EQ）及“与别人如何相处得好”的书，使我在工作上与同事相处得更好，有助于工作更顺利、更成功，这都是谢教授所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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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自厦大毕业后，我被邀至台湾嘉义“台湾油厂”（当时是台湾生产食油的大厂之一）工作，自基层人员做起，应用厦大学得的机电方面的专业知识，1949年即升任工场主任，1950年（我27岁）因我在管理方面表现杰出升任厂长。由于我管理出色，台湾的“经济部”刊物曾报道我管理工厂很杰出。

1959年8月，我被邀请至台北好来化工公司（产黑人牙膏），以高薪任厂长（当时与老板并不认识，因风闻我管理工厂很成功而特别邀请）。本来该厂几乎每夜加班工作，经我改变管理制度及应用“工作研究”（work study），减少员工不必要的动作008 ，不做虚工，另用奖励制度，每人生产力（产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谢玉铭老师量）逐步提高，夜间加班逐渐减少至不必加班，但员工薪资比有加班时还提高不少，六年内生产力在不增加员工人数下由100％提高至350％，即节省250％人工（已扣除因增加设备而增加的产量），所以员工不必加班，有“正常家庭生活”，且增加收入，而公司可减少很多人工开支。二蒙其制，我亦向公司建议实施每天上午10：00至10：10为员工休息及饮茶时间，由公司免费供应牛奶、豆浆、面包、饼干，不限量取用，以补充因早上赶上班而匆匆吃早餐没有吃好的问题。一方面有中间休息，可减少疲劳，对员工健康有帮助，下午15：00至15：10亦有休息时间，但仅供茶水；另一方面规定在休息时间不可继续工作，必须休息（员工有的想多做点工作，增加产量，考绩可更好），如果被发现不休息，反而要扣减考绩分数，以求考绩“公平”。员工每两小时要换至不同岗位工作，这样虽在训练新进员工时，至少要使他们能学会两种以上工作技能，训练费用当然要增加，但对员工健康有帮助（工作八小时做同样工作，身体某部位一定会疲劳，有损健康）。对用目力做检验的工作者，则每一小时换一工作岗位，使眼睛不会太疲劳。此制度实施后，生产力亦有提高。

有一次政府部门组织一考察团至较大型工厂考察，内包括管理专家及工业卫生专家（他是美国留学工业卫生博士），他详细查看我们工厂的管理后，认为有些连美国管理较好的工厂亦没有如此进步，尤其对员工“人性管理”更前所未见未闻。

我1959年进入此公司时，产品市场“占有率”是20％左右，至1973年已提高至85％以上，由于产品价廉物美，质量优良，受大众欢迎，而公司获益亦在逐年提高，用户、员工、公司股东三者都获利，我亦因管理成功，精神上非常愉快。

以上均受谢老师鼓励“知无央”的收获，对我影响很大。

谢老师教我们理工学生“普通物理”课，在特别教室上课有一张大台子（长约2米，宽约1米），由助理在上课前放置好，上课时要做物理示范实验用，他授课时当场做实验给我们看。理论与实用二者均具备，使我们印象深刻，亦增强我们思考的能力，我们在社会工作时能周密的思考，使工作能创新，且达到优良的效果。

谢老师任教务长所公告的规定，一定确实执行，决不宽容，以求公正、公平，下列各实例即可证实他大公无私、秉公处理事务。

(一)新生入学考试，经阅卷评分计算出每人总分，再决定录取的最低总分，所以有原预定每系录取30名新生，有些系达到录取总分的不到10名，也“宁缺毋滥”（致有教师比学生多的情形），以维持学生成绩的水准。据说曾有校领导的亲属因他们成绩的总分少一分亦不予录取。政府高官的儿子总分只少一分，虽有请托，亦不录取。

(二)对教师与学生有规定，每天留一小时（例如：上午10～11时可找他）经办有关教务方面事，提早或延迟均不予接见。

(三)教师将每学期“成绩单”送达教务处后，就不能要求修改分数，请教师必须由助教及教师仔细核对成绩分数后报到教务处，至于考卷评分则由教师认定，即使成绩只有50分，而报到教务处为80分，亦不过问。例如我们修“热工学”的老师为使学生努力用功，平常月考出题都很难，几乎有2/3学生不及格（60分以下），期考时考题稍容易一点，但学期平均分数还有一半以上学生不及格，教授采取特别计分方式，将平均分数开平方后再乘10。例如原成绩为36分，36×10=6×10=60分，就可及格，报教务处只有考36分以下的才不及格，要补考或重修此学分。

有位丁姓同学是我福高同学，亦是厦大同一届念经济系的同学，他数学成绩为85分，而报教务处时误写成58分。事后发现有误，教授核对考卷确是85分，是助教填写有误，而报教务处之成绩单教授未有复核，致造成错误。教授向谢教务长请求更正，谢教务长答复此教授说早已通知成绩单报教务处就不能更正，否则不胜其烦，亦可能有人请托而要更正，结果教授向丁姓学生道歉，请他委曲一次去补考。

以上办事严正精神给我印象特深，所以我入社会做事，亦如此认真办理，效果很好，是谢老师的以身作则影响到我们。

谢老师四岁时父亲病亡，由母亲抚养长大，中学时入晋江培元中学，以半工半读毕业，因成绩优良，进入北京燕京大学，也是半工半读。毕业后曾任教职（在母校燕京大学教物理），1923年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社的奖学金赴美留学（包括食宿、医疗费），一年就拿到硕士学位。1926年他得到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即回国执教。1939年到厦大任教，兼理学院院长，后四年任教务长兼物理学教授，1946年转往菲律宾东方大学任物理系主任。1968年退休后至台湾，幸有当时实践大学创办人谢东闵先生为他在实践大学安排，除教授薪酬与津贴外供给食宿，由他每星期自由教物理及英文数小时，后过退休生活。我每星期日去探访一次，带些他喜欢的食物送给他，直至他1986年去世。他在厦大时，靠多年教书的薪水节省下来的积蓄，捐款给他的母校培元中学建一栋教学大楼，回馈母校，真是难能可贵。

我退休后因投资理财稍有获利，比未退休前收入高出很多，所有余力（保留养老所需后）帮助极需要的人或单位，所谓“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协助对象不分中外，如红十字会、世界展望会，捐款给受灾害非洲、叙利亚内战的难民、蒙古受风雪灾害很贫困的难民、受地震损害不分中外的灾民。我虽不信教，但亦每年小额捐款给台湾天主教安老院帮助贫困的老人，已有40多年；我亦有捐款给孤儿院，最多捐款还是回馈母校厦大贫困学生的助学金，这均是受谢老师虽不富有而捐款回馈母校的感动，母校厦大校歌中“爱无疆”的训示，以及《礼运·大同篇》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鼓励。总之，我的一生受谢老师的影响确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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