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大学》背景介绍

                 （1）《大学》地位提升

  《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大学》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曾子所作。在当时这只是一篇普通的儒家关于治国理政的文章，旨在告诫执政者要提高自身修养，爱护百姓达到至善完美和谐的社会状态。

   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开始推崇《大学》与《中庸》，应该说从那时起，《大学》和《中庸》地位开始上升。对于韩愈，大家都相对比较熟悉，大文学家，文起八代之衰，一般而言，人们都比较重视他“唐宋八大家之首”地位，忽视了他在儒学道统复兴和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其实整个儒家道统排序就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出的。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蔫。”

在他看来，荀子与杨雄“择蔫而不精，语蔫而不详” ，既没有正确把握孔孟之道的实质，也没有充分阐释先王之教的本真精神，因而不能列入道统。韩愈自命：“天下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知欲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

   他的学生李翱更上一层楼。我们知道程颢有篇《定性书》，而不知道李翱有篇《复性书》，可是说《复性书》真正的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他在该书中将《大学》与《中庸》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以后我们可以把《复性书》与《定性书》一起研究，找出修学的精华。关于李翱，我想多说两句。对于我们理解《大学》《中庸》都有极大的好处。李翱把《大学》方法论纳入《中庸》理论指导下，对大学进行革命性提升改造。李翱有句名言：云在青天水在瓶。今天我们理解，云本在青天，水当在瓶。这就是让事物回归本性，找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就是复性。还有一层意思，青天白云无不是道。道在何处？无时无处不是道。道就像《中庸》说的：“道不可离须臾也，可离非道也。”

  到北宋时，司马光编撰《大学广义》，是为《大学》独立成书之始。程颢、程颐又编撰《大学》原文章节成《大学定本》。程颐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可见，程颐对《大学》的推崇。大学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南宋时，朱熹编撰《大学章句》，并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朱熹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因此，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后来朱熹版本成为以后科举考试的制定用书。据说，朱熹晚年临死前还在整理《四书》，由此可见他对《大学》一往情深。

   到明朝时，王阳明发扬心学。要了解阳明基本学问就要读《传习录》，而心学最精华的学问在《大学问》。该书被弟子们视为儒家圣人之学的入门教科书。弟子钱德洪在序言中说：“《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学者果能实地用功，一番听受，一番亲切。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  

     《大学》不仅受到儒家推崇，同时佛家也高度重视。明朝四大高僧中的憨山大师和蕅益大师，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大师都解释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