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被日本人谋害致死的吗》，一看这篇网文题目就知，作者要说“不是的”。

我也一直不相信这说法，但理由绝不是现在人所说“日本人素质好”。鲁迅先生晚年，正处“日本皇军”大发兽性之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我的“不相信日本人害死鲁迅”，只是没看到确凿证据。然而知道怀疑“鲁迅被日本人害死的”，是鲁迅先生的家人，也就不好意思哼反调。现在有人做了冲头，又摊来一些材料，使得议论起来省事得多，所以就“也来谈谈”。

先把主要材料复制如下：【《鲁迅与我七日本方面十年》有云：“叔叔（按指周建人）接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王元化为此书所作序文则云：“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日本就此知道了鲁迅的态度，要谋害他是有可能的。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为止，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研究，真令人扼腕。”】（《鲁迅是被日本人谋害致死的吗？》）

——这个话题也和“‘假如鲁迅活在今天会怎样’的毛罗对话”一样，是周海婴传来的又一个惊人的“听说”，并不是他自己确切知道的事。前一回是“听外人说”，这次是“听家人说”。这样看，要弄清问题，应该去找周建人。

上网翻看了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其中有周建人写的《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上述的那些话，书里都有。大致对一下，周海婴“传”得基本没有走样。不过“谋害”两字，周建人只含在喉咙口并没吐出，而是后来王元化挖出来的。

《鲁迅是被…害…》的作者提出，“也许应该听听当初鲁迅自己对此如何说法”，引了“均见载于《鲁迅全集》”的材料，实际是一九三六年六月至十月间的鲁迅书信和日记。我再来理一理，拼出这样的“鲁迅自己的说法”：【“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360625）；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360706）；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岸（360711）……”】（这“能否上岸”是老问题，之前鲁迅对山本初枝也说过：“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罢。即使允许上陆，说不定也会派便衣钉梢。”{340111}）

——这样对证下来，周建人的“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的话，就显得糊涂了：先就没有说清所谓“日本方面”是“官”还是“民”。从“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的口气看，好像是“官”，但这样鲁迅又怎么会担心“能否上岸”呢？难道怕“民众”阻拦抗议？而若是“民”呢，鲁迅却又为什么要“断然拒绝”、摆出不像“礼仪之邦”的大国国民的腔调？还有，自然是和鲁迅已有“去的地方…我想最好是长崎”的巴望一点对不上！

事实上，“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是有过的。不过不是“官方”，而是“民方”的增田涉和佐藤春夫；“代表”不是须藤医生，而是内山老板；鲁迅的“不接受”也不是“断然拒绝”，而是说明难处、解释原因，再表“深为感谢”；时间是在一九三二年，其时鲁迅还没有“病重”。也来录抄几句当时的书信：“…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何况佐藤先生和增田兄大概也要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你们的好意，深为感谢。…特别是对佐藤先生，真不知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自己的谢意。”（320413）

顺便说一句，今天不少爱国英雄都骂鲁迅不抗日，他们不知道在那时日本官方眼里，鲁迅是个不受欢迎的危险分子。这大概是英雄们死也想不通的：对于鲁迅，他们怎么会和“鬼子”一样的腔调！

绕回来。我觉得把周建人所说的情况改成“伊藤建议鲁迅去日本，鲁迅也愿意去日本”，就好理解了：两人都熟悉日本，伊藤是日本人，鲁迅在日本学习过。

但是周建人似乎比“多疑的鲁迅”更“多疑”，提出鲁迅在“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去住”，是“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的。

对此，“鲁迅的说法”是：“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361012）

说这话离死仅一周，确是“病重期间”；“小纠葛”，指什么呢？周建人有过一点“比方”：鲁迅“曾向旧法租界找房子。这时候中日战事渐渐吃紧起来，…鲁迅觉得住在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底不好。比方，这时候海婴侄年纪还很小，…有一天不知怎的与间壁一个年纪较大的日本小孩稍有冲突，那小孩便一只手拿着日本旗…去骂。…鲁迅最后只好叫铁匠来，把前门…用铁皮钉起来，外面望进来看不见了…”（《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

把兄弟俩的话一对照，搬家的主因就是“讨厌的小纠葛”；对“战事”的判断，哥哥与弟弟并不一致。还有一点却可以断定，决不是“预感”有“谋害”，因为兄与弟都没有提及。

周建人对“迫不及待”另有详述：“…他又讲起要搬房子，并且非常坚决急迫的说，房子只要你去替我看定好了，不必再来问我，一定下来我立刻搬，电灯没有也不要紧，我可以点洋灯。搬进去后再办接火手续。……拿笔写了“周裕斋印”…说：你就替我去刻…印子，如果房东要订合同，你就替我订，就用这颗印…第二天即星期天听说他又气喘起来，就在当天夜里…去世了。”（《略讲鲁迅的事情》）

周建人由此猜想“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王元化则进一步推测“要谋害他是有可能的”，但都没有实际根据。我以为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很简单。直说就是鲁迅“预感”自己死到临头，所以对想好要做的事“要赶快做”！这是他在《死》中说过的。事实上，在给周建人下达紧急找房的一周前，鲁迅就亲自“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361011日记）

我们今天说起鲁迅，总现出他“横眉冷对”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其实那在鲁迅自己只是“做文章”，而他死后又被人在这方面扩大的化了妆。活着的鲁迅，真的很可怜。身高既不够平常的五尺男儿的高度，头上还被压着“反动堕落文人”的帽子，怎么凶得起来？要搬家只不过就是碰到了不讲理的“日本小赤佬”，只能“惹不起就躲”。“迫不及待”也只是顾虑自己病得随时要“走”，若不抓紧，就要给“广平、海婴”这孤儿寡母留下极大的麻烦。事实证明他急得还不够，家没搬成就断了气。

至于要搬去“法租界”的道理，我以为是这样：“一二八事变”时，同住在“半租界”的兄弟俩都遭了灾，“老三（周建人）旧寓，则被炸毁小半，…已不能住，所以他搬到法租界去。”（320320书信）老大呢，“开火的第三天早晨，有日本兵海军陆战队十多个人，拥到鲁迅寓所去搜查，…发现写字台前面的…玻璃上有一圆洞，分明是弹子打穿的，…如果…有人坐着写字，弹子必定打在腹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由此可知，搬去法租界，一是兄弟靠近，照应便当；二是要逃离炸弹、“弹子”。

鲁迅一直住在“半租界”，有杂文集取名就叫“且介亭”。今天有不少以骂鲁迅显示“爱国”的好汉，却漏去“半”字，把“鲁迅躲住在租界”也算一条罪状。其实“半租界”是“公共租界在界外修筑道路，并进而事实上取得了一定行政管辖权的附属于租界的‘准租界’区域。”（百度百科）这里比较正式租界房租便宜，但不安全。

最后的难题是：“日本我是不去的”原话，鲁迅究竟是怎样说的呢？作者拉来的材料并附加解释是：【至于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致许杰信所云：“我并没有豫备到日本去休养；但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了，不知何意。…”也不难理解：既然没有去成，自不愿别人以此作文章。】

——这“也不难理解”，作者到底也说不清所以然。我以为摸出“时间”这把钥匙，就不难解了。鲁迅明确说“去日本”，是七月六日给曹靖华、十一日致王冶秋的信中所言；八月二日告沈雁冰时就改口“先曾决赴日本…又复动摇”；到八月七日和曹白说得更“怪”了：“我还没有走，地点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诉人，因为每人至少有一个好朋友，什么都对他说，那么，给一个人知道，数天后就有几十个人知道”。此后鲁迅真的再也不提“走”了。所以九月十八日说“我并没有豫备到日本去休养”，并不是赖账，因为距离说“可能去日本”，时间已过了两个多月。

最重要的是，鲁迅自己说“要去日本”，有着自己的“用意”（我在《漫谈“鲁迅坚拒访苏”》中胡乱的猜过，说来话太多，这里不重复），是一回事；而“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了”，却是另一回事。处在两国交恶的情况下，对敌国“不知何意”的报道，鲁迅自然要“汗毛凛凛”的当心。用他的话说：“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不再受骗了》）

到此好像把“鲁迅是被…谋害…”的话题都说清了，但怎么收尾却很为难。本来是一篇“跟作”，那么就去看看那文章怎么结束的。【我讲这些，只想说明“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此而已。】我想“上当了”：原来他并没有深意。但学舌说：“我讲这些，只想说明‘是这么一回事’，而已而已。”实在开不出口。那么——

有人喜欢抄麻将、有人喜欢玩游戏、有人喜欢旅游、有人什么都喜欢、有人什么都不喜欢……我呢，就是喜欢聊聊鲁迅。谈不上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