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善讲，美国人不善听

云也退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在冷战时期和众多有良知的文学同行一样愤郁在胸。一个星期日他乘公交车，“我身后一个50多岁的男人大声讲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尽管我并不关心他说的什么，我还是感到一阵突然的恶心。并不是他所说的东西令我反感，而是他那说话的声音——他的声调和发音。”

克里玛没有细加描述是怎样的音调，立刻直达他想要的结论：“捷克语正在衰落，每一个方面都在衰败。……捷克口语越来越变成退化的新闻语言，因为它充满着现成的词汇和短语。”至此，大概可以猜想到他说的是怎样一种语言了。在《奇石》中，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评论中国人的日常话语，也说了一段话，两者对照着看，很有意思：

“在中国，人们……不善于讲故事——他们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很难从讲故事的过程中获得乐趣。他们很少纠缠于兴味盎然的细节。这并不是说他们愿意缄口不言；实际上，很多中国人都能用食物、金钱和天气这样的话题让你的耳朵生茧，他们还善于向外国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们一般不谈私人话题，身为作家，我知道，有时需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采访对象敞开心扉。也许，在一个彼此接触十分密切、凡事围着家庭和其他群体打转的国家，这种现象非常自然。”

海斯勒是个有耐心的记者，他屏蔽了声调和发音而只听人们谈话的内容，他没觉得那些东西不可忍受。事实上，他的观察勾起了我的很多克里玛式的回忆，只是我和克里玛都对本国人的语言恶感十足，我进入封闭的公共空间时常常恨不能两耳失聪；而海斯勒却看到了另一面：虽然它们“让你的耳朵生茧”，但同中国人的好奇心相比，这点折磨就算不得什么了。

与为海斯勒赢得赞誉的“中国三部曲”不同，《奇石》不是一部精心构设、主题鲜明的纪实作品，而是一组短篇的合集，作者称之为“故事”，其中大多数仍发生在他待了十几年的中国，有些单篇里的情节，例如关于甲骨文、汽车和涪陵记忆的，读来都像是《甲骨文》、《寻路中国》、《江城》写作灵感的缘起。不过，与《甲》、《江》、《寻》三书的谨严构架、细致选材相比，《奇石》里的故事们略多一些“手记”的味道，尤其，海斯勒并没有把所有语言都打磨光滑，保留了一点原生态。于是我们看到了更加熟悉的、更加平凡、也更加貌不惊人的中国大众：他们戒备，谨慎，很少滔滔不绝，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保持冷淡。

与书名同名的那篇故事，海斯勒写了他与另一和平队同伴在河北的一桩遭遇，他们在公路边走进了一个出售“奇石”的商店，疑似遇到碰瓷，打碎了店内的一艘帆船，两人面对店员，忐忑不安，而读者的心也跟着揪紧了。然而，店员先是向他们推销店内的其他货品，被拒后，他让两个美国人开价，赔偿那艘打碎的帆船。结果五十元就成交了，“店员一言不发地接了过去”。

就这么结束了。起初有点失望，因为在海斯勒的其他作品里，我看过太多比较完整的，也不乏戏剧性的、耐人寻味的好故事，然而，《奇石》中的许多人，限于篇幅，只是露了个脸就消失，扔下一两句没有任何修辞与思考的话；《奇石》中有不少快照式的描写，一个印象，一瞬间落入眼里的什么景象，并无多少深刻的涵义。很快我就发现，这种稍稍粗糙的味道，径直采自我们的日常经验。

《中国巴比松》说的是丽水的一群商业画家，以描绘他们从没去过的异域景观，卖给收购者获利为生。海斯勒与一位名叫陈美子的画家有过交谈，陈的话短少无味，读到他们的对谈，眼前就会浮现出平时与同胞说话时的那种感觉，只要关系不太近，人们便很难在真正意义上打开话匣子，就算打开，也不过是同你一道发发牢骚：食物、天气、金钱，还有比如子女、父母、房价、停车、移民。海斯勒眼里的陈美子，“既有很强的谦逊传统，又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做的一切纯为挣钱，除此很少说话，也不会想得更多。他与陈美子的一问一答（“你学画画的成绩好吗？”“不好，我是班上最差的学生。”“那么，你喜欢画画吗？”“不喜欢，一点也不喜欢。”）完全是一位记者随机逮个路人采访的场景。

这些故事都提醒我，海斯勒取得的成就有多么不易。我甚至能够想象，他跟大部分中国人的谈话都以遗憾告终，因为那些人太讷于言语，也倦于言语，说不了几句有营养的话——此类经历对一位诚心的外籍记者是多大的损耗。所以，报纸、书籍、日记这些东西对他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甲骨文》这篇短文就是例证，海斯勒从一本作者不详的文物图鉴摸索到了陈梦家这个中国人都未必听说过的名字，进而顺藤摸瓜，去寻访认识他的人；而《新城姑娘》里写到的那位四川女孩艾米莉，海斯勒基本是通过她交上来的作业和一些诉诸文字的内心剖白，发现她的头脑不同一般的。

即便处在如此不善言辞、也不爱表达的一个人群里，海斯勒仍旧看到了他们的长处，称赞他们刻入性格的美德：除了谦逊，沉默，勤恳，他们并不缺少对外界的好奇心。诚然，这与海斯勒是美国人，棕发碧眼，有一副如假包换的老外长相不无关系，但他在《去西部》里的几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发现了我在公共汽车上发现不了的东西。《去西部》写的是海斯勒夫妇在美国西部找房安家的经历，他说他一回美国，听到母语，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怀念老美的健谈善扯，出口无羁。然而，“很多美国人是说话的好手，却不喜欢倾听。我要是在某个小镇对某人说自己在海外生活了十五年，他们的第一反应如出一辙：‘你是在服兵役吗？’除此之外，他们很少提问。……好奇心的缺乏令我深感沮丧。我永远记得自己在中国的时候被问到的各种问题，哪怕不识字的人也希望了解一下外部世界的信息，我不禁疑惑美国人怎么会如此大相径庭。”

我所记得的当然不只是他的赞许。那些显然令人失望的对话仍然在那里，一次次地发生，它们拖住了海斯勒的脚步，让他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弄明白何以如此，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而我永远不可能关心这些，正如我也认为没人会关心我的看法。海斯勒现在人在开罗，并要在那里待上很久，我相信，他的写作曾怎样触动中国人，也将怎样触动埃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