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说：“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将李杜在唐诗中的地位一语道破。李杜是唐诗中的代表，是时代标记的高峰，是最有才华内涵和形式创新的样本，研究两人，就可以以小窥大的理解唐诗。

李杜两人有相同也有不同。以下就是关于两人相同与不同的浅析浅谈。

相同点：

1、  两人的诗学都体现着盛唐的魄力和盛唐的气象（中早期作品），充盈着生命和力度。

清人宋征璧《抱真堂诗话》（P122）引舒章的话所说，“‘大’字是（杜）工部的家畜”，而且雄奇是李太白的绝招。太白写黄河，黄河的大小缓急竟然是那么随心所欲，可以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可以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也可以是“黄河如丝天际来”（《西岳云台歌送丘丹子》），；总之，“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他可以在一种心理时空中任意想象黄河的擒纵伸缩，显示出创造主体的非凡魄力和气象。杜甫虽比李白脚踏实地，但他也经常用天地、宇宙、乾坤、古今、万里、百年等词语，来包容自己的诗学魄力。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P993）所云：“‘百年’、‘万里’、‘日月’、‘乾坤’，少陵惯用之字。”他用乾坤来囊括万象，说是登上岳阳楼所看到的洞庭湖，使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以乾坤来描写天下纷乱“往年胡作逆，乾坤沸嗷嗷”（《送重表侄王殊评事使南海》）；又以“无家问消息，作客信乾坤” （《刈稻了咏怀》）。甚至有时他突发奇想，竟把乾坤和眼睛与浮萍联系起来：“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 （《春日江村五首》），“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广州》）。这里的乾坤已经把外在的世界加以内在化了，从另一角度看，它也显示了心理时空的无限舒展和具有巨大的内涵，体现出杜甫的内在气魄。

2、  李杜两人几近的仕途命运。

虽说李白在前期受到过皇帝的极度恩宠，封为翰林，但最后的结局是被赐金放还，同杜甫一样也未实现自己的人生治国之志。也许正是有过这种与个人心性感受间的搏斗、激荡、交融，才使他们的诗具有真实的生命魄力和感人的魅力。所谓“诗穷而后工”这种说法，意味着追求和挫折可以换得深刻的聪明，人生和精神历程在经过痛苦的失落之后可以拥有刻骨铭心的内在富有。在那个富有青春气息和少年梦想的盛唐，李白曾经梦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句中的“愿”字，读起来好像是别人要求他似的，可见感觉良好，心高气傲。杜甫则是“窃比稷与契”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里的“窃比”二字比较内敛，但也是表达官场梦的。然而这类志向、抱负和胸襟，不仅受到盛世阴影或盛极致乱的压制和打击，以及二人官场手腕不足的困扰，使李杜二人在晚年都漂泊穷愁，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失落。他们晚年都从历史人物的身上寻找寄托，调适精神，维持某种残破的梦。择其大端而言，李白晚年加重了“谢东山情节”，杜甫晚年则是“诸葛亮情节”。李白的《梁园吟》中“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这是他被“赐金放还”的时候，但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还维持着如此充沛的幻想。后来他加入永王李璘幕府，又在《永王东巡歌》中来了一番虚幻的激情：“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李白晚年内心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在骚动不安、磅礴激荡，梦想与现实脱节的体现。杜甫的“诸葛亮情结”，既赞赏着“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的君臣际遇，又推崇者“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 （《咏怀古迹五首》）的贤相风采，还渲染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情调。其间包含着景仰、失落和对历史人生充满感慨的探寻，也是历尽沧桑之后对生命意义的吟味和确认。

值得一提的是，就算在遭遇挫折的时候，两人的心中还是充沛着对生命的希望，尤其杜甫包含着对百姓困苦的关怀。李白是发出“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江上吟》）等这一类的生命狂笑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行路难》）这一类的生命绝叫。杜甫则是高呼“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洗兵马》），或在自己屋漏难眠的秋夜，祈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茅屋为秋风所歌破》），前者是对和平的争取，后者是希望安居的普及，这些都涉及到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可以看出杜甫那一颗何等博大的仁者之心。

3、  李杜二人诗句中的地名分析

众所周知，唐诗中的地名使用极为频繁，李杜二人在使用地名上有极大的相似处。据

韩成武《杜甫新论》中关于讨论《唐诗地名的使用艺术》（P237）说道：“唐诗中的地名使用艺术分为：1、开拓诗境，壮大气象。如李白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渡荆门送别》），渡“荆门”、来“楚国”气势颇壮，是地名产生的效果。杜甫的“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 （《登兖州城楼》）大海、泰山、青州、徐州，这些地名开拓了极为广阔的空间，诗境因此而巨大。作者的壮阔情思与自然地理相结合，从而产生出“意兴与山川同廓”的美学效果。2、引入地名，暗寓行踪。如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诗中出现五个地名，勾画出作者欲出三峡的行踪。诗的前两句写夜行平羌江上，江面浮动着峨眉山上空的月影。后两句写连夜进发，沿岷江南行。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尾联“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接连出现了四个地名，把回乡的路线做出清晰地显示。作者使用流水对法，又遣用“即”、“穿”、“便”、“向”、等具有急速感的词语，把如箭的归心展示出来，因以情感运作地名，故不使人觉得是刻板的线路图。3、借用掌故，深化情感。（杜甫的没找到相应内容）；李白的《结客少年行》云：“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这里的“新丰”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美酒、聚集侠客而闻名，而侠客在当时以其慷慨大义、扶弱抑强的品格被人们所尊敬所赞许。李白以此来表达胸中豪情。4、寓人于地，含蓄蕴藉。杜甫的《春日忆李白》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前两联极力赞美李白诗歌的造诣，尾联表示渴望与李白重逢。依当时二人的居住地来说，中间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中的“渭北”、“江东”两个地名是分别寄寓作者和李白的。作者在这两个不动声色的地名中，寄托了多么深厚的友谊啊。5、借用字面，辉映情绪。杜甫的《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中有句“鼓角漏天冬。”乃是借用“漏天”（天漏）字面的危难形态来表现对巴蜀军情的危机感，与全诗的情绪结合。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描写自己的梦魂从山东飞向浙江的天姥山，选用“镜湖”作为行踪标记——“一夜飞度镜湖月”。李白也是借“镜湖”的字面上具有明丽的光感，显示出湖水的波平如镜，反射着空中明月的银辉的优美意态，与全诗所喷发的游仙山之乐的和谐抒情。

另外，由以上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皆是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来涵养诗文内在“奇气”，扩展眼界和气魄。

4、  李杜诗中的悟性思维

悟性是指在接通天人之间内在的或精神的渠道的过程中，表现出把人的生命向外界事物移植的功能。这种功能可以表现为强势的，具有某种的攻击性、侵略性。如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说：“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后洞庭秋。”杜甫的《剑门》诗说：“吾将最真宰，意欲铲叠嶂。”这里的罪天、铲山、醉湖，都是把天地湖山当成有生命的存在或把自己的生命移植给它们，从而把内心的愤懑和忧虑发泄和泼洒到天地万象之上。另一种表现则可以是弱势的，具有明显的渗透性、亲和性。如李白的《月下独酌》中“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抒写自己的孤独行乐、歌舞徘徊、醉醒交欢的过程中，招呼明月和身影，共享生命的悲欢。

在悟性思维中，另有一种“无理之理”的功能，在李杜二人中表现突出。在李白诗《襄阳歌》中“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和《送韩诗御之广德》中“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还有《游秋浦白笴陂》中“天借一明月，飞来碧云端。”，这些买卖赊借，是人类的交易行为，而李白把其看作人与天地的生命契约，视天地万象皆有灵性。他的奇思妙悟，促成了生命性的移植。在杜甫的诗中也有这样的表达，但不同的是，杜诗不用具体的喻体而常用形容词居句首，如《放船》中“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和《晴二首》其一说“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等。这种以颜色代替本物，施行种种主动的有生命的行为就是一种“无理之理”，意味着感觉优先的原则。

不同点：

1、  李杜二人的风格不同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P697）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

之沉郁。”杜甫作诗，构思端正，正中出奇，讲究声律对仗、锤字炼句，以工力取胜，以节制为能，显示大家风度于工整严密之中。李白诗才逼人，奇思敏捷，神采飞扬，不斤斤计较与声律对仗的约束，以无法之法表现着自己的潇洒风流。李杜相较，驱遣诗笔各有擅长，李白举重若轻，杜甫举轻若重。① 李守着诗的范围，杜则抉破藩篱。李用古人成意，杜用当时现事。李虽间用复笔，而好处则在单笔；杜的好处，全在排偶。李之体有选择，故古多律少；杜诗无选择，只讲变化，故律体与排偶都多。李诗声调很谐美，杜则多用拗体。② 在《升庵诗话》卷十一“评李杜”（P850）中这样说道：“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徐仲车云：“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余谓太白诗，仙翁下侠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

  2、李杜诗中“侠文化”的区别

唐代侠文化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社会对游侠的认可呈现出广泛性和多样性。同样李杜诗中的“侠文化”也是不相同的。杜甫主要接受了侠文化的重义、牺牲、恩报的观念和崇尚自由的意识。如《悲陈陶》中的忠义“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送率府程录事还乡》中的朋友情义、信义“千载得鲍叔，末契有所及。意钟老柏青，义动修蛇蛰”，以及《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中的恩报“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去矣行》中体现的自由人格的信仰“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野人旷荡无靦颜，岂可久在王侯间！”。他对侠文化进行了净化和过滤，主要接受了其中积极的正面因子。他在诗文创作中很少直接使用“侠”字来抒写侠情、讴歌侠义精神，而是代之以与儒家文化血肉融合的“义”字，并且对非侠之侠有着清醒的认识。唐代尤其是初盛唐的乐府诗题《少年行》多写游侠少年狂放不羁、通脱跳跃的生命情调，不受礼法和伦理规范束缚的叛逆个性，从而展现出大唐社会自由浪漫、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如李白的《少年行三首》其二“荐枕青娥艳，鸣鞭白马骄。曲房珠翠合，深巷管弦调。”而杜甫的《少年行》却不同于此，诗云：“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氏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诗中少年视个人主义的任性、无理行为为侠气的表现，鲁莽不知礼数，粗俗毫无教养，是有悖于真正的侠义精神的。杜甫用冷静客观的笔触为其画像，对非侠之侠进行嘲讽和批判。此外，杜甫还有《少年行二首》，以劝勉的语气对追求世俗享乐、游荡无度的侠少进行旁敲侧击。杜甫对侠文化有选择的接受与李白是截然不同的。罗大经《鹤林玉露》云：“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③ 李白看重和接受的是侠文化中快意恣肆、任意挥洒生命激情的人生态度，那种时而酒酣气盛、仗剑杀人，时而绮罗装束、兰蕙相随、盘桓于都市和名囿之间的游侠少年，是李白认同、效仿和集中歌咏的对象。

3、  李杜二人诗的风韵不同

前人喜欢用清丽飘逸来形容李白诗的风韵，以沉郁顿挫形容杜甫诗的风韵。

在韩成武《杜甫新论》中，他在旧论的基础上补充了新的内容。旧论中只是单方面将“沉郁”旨在内容方面，“顿挫”则单指表现形式。韩成武的新论中，他认为：“沉郁”还应该加上是艺术形式的一种表现，而“顿挫”则也可以指作品内容。沉郁是深刻的主题、盘曲的情感和独到的反思一类内容因素，浑融投射出来的风韵。顿挫是起伏的情绪、抑扬的节奏、错综的语序和回旋转折的结构一类形式因素，纠结成的风格。二者摩荡碰撞，以感情为中轴，牵系着内容和形式，组成了杜诗的共振机制。李白因其爆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瞬息万变的想象，常以其醉性或酒意，形成诗的风韵，也是作诗的精神状态。方东树所说的李白诗“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性。”李诗常给人以大河奔腾之感，内容忽古忽今，忽天上忽地下，不受现实生活的客观逻辑所制约，任由主观意志的主宰，是一种思路开阔、纵横奔驰的感觉，固才形成超凡脱俗，清丽飘逸的独特风韵。李白的想象虽瞬息万变却又互相衔接，是一种爆发式的、一泻千里的风韵，壮大而奔放。语句开阖自如，情感气势淋漓，狂幻狂醉，狂欢狂愁，文字在簸荡奔泻中带着醉态。

4、  李杜诗的用典对仗与时空安排

李白的诗在借用历朝历代人物故事的过程中，都超越了时间空间的日常状态和秩序，出现了时间空间的大跨度跳跃或匪夷所思的颠倒错综，成为时空的创造者。如《留别龚处士》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园。”杜甫诗的用典，不管是明用暗用，正用反用，都显得形态多姿，尤其是反用仿佛是今人与古人穿越时空的别具趣味的对话，新鲜活泼而带有幽默感。如在《九日蓝田崔氏庄》中“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这样的做法具有双重功能，既错综了时空，又扭转意义，甜酸苦辣诸味混杂，在予人感慨只是增加抒写活力。在对仗上，李白虽才气盛，向来以超越格律对仗著称，但他有时也常以对仗妙句，增加诗篇的神采。如《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中写道：“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和《秋登宣城谢朓北楼》中的“凉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这些对仗不仅瑰丽奇幻，而且飘逸灵动，有时是苍凉深沉。杜甫是讲究对仗的精审和大模样的，对对仗何等讲究推敲与魄力宏大，如《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阁夜》中“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值得一提的是，首次把“当句对”这种特殊对仗形式引入七律作品的人是杜甫，如《曲江对泊》中“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

杜诗是把一些难化而化的社会历史命题溶解在典重精严的格律对仗之中，使其诗具有历史的沉重感。

综上所述，李杜二人各有所长。李白带点道骨，杜甫终守儒术。李白在人间潇洒走一回，甚至可以狂傲到“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洒中仙。”；杜甫到底活得苦，活得累，他常常忧时悯世，关心百姓疾苦。李白的天才混合着少有拘束的野性，杜甫的才华却是严正大器，重规矩，他不仅有千锤百炼的深刻功力，更多的诗句是反映了他直面人生的责任感，甚至折射着苦涩而沉重的心情。

其实，一个博大的胸襟是应该把伟大诗人丰富多彩的智慧兼容起来的，能兼则心灵具有开放性，能容则主体具有充分的自信和深厚的元气。在兼容中求创造，才是具有经典性的创造。

附表：

①杨义 《李杜诗学》P33

②胡小石 《国学丛刊》1924.02

③吴文治 《宋诗话全编》P7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