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日，我国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先生应邀在喀什作了题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的专题报告，这是上海市的文化援疆的一项举措。报告近两个小时，余秋雨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文化阅历和独特的文化视角，旁征博引，解读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脉络和精髓，为现场听众送上了一道文化盛宴。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总想就余秋雨先生的报告写点什么，由于这段时间特别忙，一直做不下来。今年的喀交会终于快结束了，山东来的领导和客商也差不多都已经返回，今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就此一直缠绕我的问题说点我的看法了。

    我知道余秋雨先生是因为他的著名的历史散文著作《文化苦旅》，那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工作的时候看是这本书。但是，那时我是真的读不下去，说实在话，我是不喜欢他的行文风格的，之后余先生的书我是很少看的。余先生1946年生于浙江，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历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院长，上海剧协副主席，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1962年发表作品，除了《文化苦旅》外，还发表了大量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比如《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

    这次余先生的喀什之行，他的精彩的报告和深邃的思想，他对文化的独特解读，使我对读余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我的这种心理不仅仅是他的这场报告，更重要的是我在喀什一年来对喀什的发展的思考使然。因为我感觉到，喀什的发展决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余先生的文化理论可以给我思考喀什的问题以重要的参照。

    余先生在报告中表达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文化有差异性和共性，这些年讲文化的差异性比较多，讲文化的共性比较少。针对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所表达的观点，余先生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只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现在的问题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而文明与文明之间是有共同性的，我们的关键是要把握共性，要进一步地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性，而不是要强调它们的冲突性。越是强调冲突性，具体冲突越是严重。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在人性的基础上，有很多底线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我们应该强化这个共性的底线而不要老去寻找差异。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文化的共性。

    第二，我们要重建全民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反思中国文化，吸收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明有四个：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生命力特别强。中华文明长存的原因：一是不善远征，二是不喜极端，三是不失秩序，四是民族融合。

    第三，喀什最能展现出文化高度。喀什是多民族聚居区，又是多文化的融合地，最能展现出文化的高度。

    第四，文化共性有四个基本原则。一是大爱，二是交融，三是发展，四是自尊。

    总之，维护整体原则，保护文化的多彩，这才是我们文化的走向，也是喀什的 文化共性所要强调的。

    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从事基层的领导工作，但是，对文化的关注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到喀什工作，更是从实践上必须注意文化问题了。过去，我在农村问题的研究中，对文化也是比较注重的，我曾经思考过文化自觉与县域经济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影响县域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有时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是文化。喀什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别于内地。在内地，农村的现代化最重要地是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一对矛盾，在喀什，农村的现代化除了这一个矛盾外，还要处理好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民族与现代性的关系，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所以，喀什的现代化发展更具有了复杂性和多重矛盾性。而这些矛盾最重要的是文化的问题。喀什是多元文化的汇聚地，以人文承载的文化的差异性必然造成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和冲突，但是，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差异性，它们之间一定会存在共性的，关键是我们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共性，找到它们之间的共性，只有这样，才能构建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才能够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所必须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我认为，在实践中，我们要在宏观的层面上，也就是在国家的层面上看到和把握住文化的共性，形成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对中华民族这个大集体的高度认同，在中观的层面上，把握地区文化的特色，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战略，促进本地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在微观的层面上，要强调文化的个性，使这种具有个性特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以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为促进发展提供文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