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诚*董事长（右）为外教员工挑选T恤衫   

 张宗诚，1965年出生，湖南湘潭人，1984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考取外交学院外交系第二学位班,1986年获第二学士(法学士)学位。1986年至1988年，在外交学院英语教研室任教；1988年——1990年，被外交部派至中国驻英大使馆工作。1990年——1992年，回外交学院继续任教，1990年被评为讲师，成为学院最年轻的讲师；1992年至今，任澳中联桥公司中国代表，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客座教授；1999年创办了中山市邦德外语培训中心(Bond Language lnstitute),任董事长兼校长。邦德教育设有专门外籍教师管理机构(总部设在加拿大)。

                     张宗诚给老外当老板

   

　　虽然一见面，张宗诚就谦虚地说：“我已经上过几次报纸，别再说我的故事了。”但记者认为，在一个二级城市里，邦德外语培训中心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外教队伍（目前已超过40个），并且管理有序，与张宗诚丰富的学习、工作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这位15岁就考上中山大学的“少年大学生”在毕业后又考入了北京外交学院。后来他选择留校任教，并在25岁时成为学院里最年轻的讲师。1988年，他被派往驻英大使馆工作；1993年开始从事外语培训工作，多次作为首席翻译率代表团赴欧美各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考察教育情况；1996年，他参加雅思考试，获得满分……
　　在外交学院时他除了上课还要负责管理外教。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到现在已经有将近20年了，所以我对西方文化即使说不上精通，也可说是十分了解。”过硬的外语功底、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他日后创办邦德的宝贵财富。
　　

　　“基本上，中山市所有的外教都来自邦德。”张宗诚对记者说。目前，邦德是中山市唯一一家获得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的“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的民办外语培训中心，包括纪中、市一中、博文在内的多家中学都与邦德签订了教学承包合同，由邦德提供外教，并负责管理。
　　事实上，这么多学校通过邦德聘请外教并非仅仅由于邦德具备这个资格，而是因为外教很难管理。“我们只要他们来上课，上完课我们什么都不管！”很多学校负责人都这样对张宗诚说。张宗诚告诉记者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深夜里，某学校教务主任在熟睡中被手机吵醒，原来是外教来电：“我家的下水管道坏了，你快过来修一修啊！”
　　事后，教务主任对张宗诚说，外教家下水管道坏了是他的事，我怎么说也是个教务主任，怎么能够叫我半夜去当修理工呢？张宗诚告诉他，在外国人看来，你把我请过来了就要全盘负责，所以事无巨细都找学校负责人。后来所有学校都发现，文化差异令外教管理工作很难进行，他们决定不再自己管理，而直接从邦德“承包”老师。承包过来的外教在学校内负责上课，下课后所有事务都由邦德负责。
　　为什么其他学校感到头疼的事，邦德却可以做好呢？张宗诚说，这根源于自己深厚过硬的外语能力以及20年来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认为，对中国的学校来说，外教难管理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缺乏良好的机制、通畅的渠道；二是管理人员的语言不过关，沟通不够充分，容易引起误会；三是没有专业的管理队伍。“举个例子吧，我们有专人每天上网发布消息、浏览消息、写邮件给外教进行沟通，还经常跑去其他国家参观学习。我们对每一位应聘的外教都要进行严格的面试，录取后还要进行培训。试问哪个学校有这样的人力物力？”
　　做了这么多年的外教管理工作，张宗诚认为保持外教稳定性的关键在于：不拖欠工资、讲求诚信；待遇好、有归属感。例如工作一年以上的员工可帮其购买社会保险。
   

　　邦德成立于2000年，而张宗诚在2002年就移民到了加拿大。此后，他对邦德采取的是许多小企业家恐怕都无法做到的远程管理模式。
　　“刚出去那一年，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因为事情忙不过来。”他笑着说。现在工作渐上轨道，每年就只有四五个月在中国了，但两个寒暑假期一定会回来，因为要亲自给外教上培训课。
　　远在加拿大，到底如何进行管理呢？张宗诚说，也就是通过网上视频、电话等遥控管理方式。他每天都要通过网上视频与中山的学校负责人进行沟通，处理问题。“虽然看起来好像遥不可及，但其实我们的管理是很细心的。”他举例说，有一次某外教从伦敦出发去小榄，他一直用电话与总部联系，关注着整个进程。每个月的网络费用和电话费用都不少，但他很坦然，因为既然选择了这种模式，就要接受这种代价。
　　但全部事务都交给别人，能放心吗？是不是因为中山的管理人是他亲戚？张宗诚说，非也。目前负责管理中山邦德学校的老师与他毫无血缘关系，反倒与邦德却是渊源深厚。原来，负责东区总校的两位女老师以及负责小榄、古镇的一位男老师全是和邦德共同成长的“老臣子”。他们从邦德创立时就在这里工作，到现在已有5年，是名副其实的“顶梁柱”。张宗诚认为，他们有着很高的忠诚度。“其实无非是将心比心。他们帮我努力而诚实地工作，我给予他们满意的薪酬、强烈的归属感和可发挥的空间。”
　　
心得

　　每个学期开学前，邦德都要对新老师进行为期3天的培训，内容包括法律知识、文化差异、住宿、教学等。这是张宗诚总结多年经验而决定的。他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别甚大，外国人在中国生活遇到的最大困境不是语言，而是文化冲突以及法律意识冲突。邦德要帮助外教在中国愉快地工作和生活，就要先给他们上一课。
　　在多年的交往中，张宗诚发现中西方最大的冲突可能是在法律领域。“我们的劳动合同至少修改过几百遍。”他说。邦德的劳动合同最初只有1页，现在则足足有7页。虽然和外国人打过多年的交道，但张宗诚创办学校后才更加认识到，外国人真的“很难缠”。他们什么事情都说法律，对劳动合同上抠得特别细，所以邦德总是不断发现合同中存在漏洞，需要修改。
　　例如，我国的“五一”和“十一”长假是用假期前后的时间补上了工作时间，即使学校也需要在节前或节后补课，但外国人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合同上写着放7天假就是放7天假，为什么还要补课？邦德就遇到过外教拒绝补课的情况，但面对劳动合同，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修正了这部分内容，说明虽然7天连放，但前后要补课。外教再签下这样的合同，也就无话可说了。此外，邦德帮外教买的人身意外保险也从10万增加到30万，因为风险实在太大。有一次，某女外教在上课时不小心摔倒了，由于年纪较大，伤势较明显，但她治好后赖在医院里不肯上课，还要邦德赔偿大量的医药费。张宗诚说，虽然是在上课时摔倒，但上课内容不包含示范动作，摔倒了也只能怪自己不小心，怎么能赖着不上课呢？其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劳动合同需要反复修改，才能保护双方的利益。
　　
体会

　　张宗诚认为，中西方文化体现在内涵方面的最大冲突可能就是外国人非常强调自我主义、利己主义，有利益才有朋友，而中华民族还是比较重义气，讲温情的民族。他发现，平时交往得很好的外教，如果一旦要触及他的个人利益，就一定不会让步的。
　　邦德有一次举办英语角公益活动，临时需要外教帮忙，张宗诚找一位关系相当好的男老师，没想到他当即拒绝了，理由是：“今天本来就是我的休息日，不用工作，况且我每个星期这个时候都要去健身，所以我不能帮助你。”
　　对此“理由”，张宗诚不禁感慨万分。他说，对中国人来说，既然是熟人相求，换个时间再去健身就是了，怎么会不帮忙呢？但外国人就是这样看问题的。这样的事情看多了之后，他也习惯了。“毕竟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成长，想法肯定不一样。只要他们能够尽职尽责，搞好工作，我就满足了。”
            来源： http://www.zsnews.cn/Economy/2006/03/10/548383.shtml

                    美国汉普顿大学全额奖学金获得者赵冬阳(左)与张宗诚校长

     踏上美国大学之路

        ——访美国汉普顿大学全额奖学金获得者赵冬阳

“曾经是极度自卑的人”

要参加美国的高考，第一个要过的是语言关，而英语基础差一度让赵冬阳的梦想遥不可及。

“我曾经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在采访赵冬阳的过程中，这句话他提过两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于外界陌生的环境他曾经保持着一种cynicism(犬儒主义)的态度。那么这样一个心性自卑的人，后来又是怎样战胜自己的呢？

读初一时，赵冬阳的英语基础几乎“没基础”，2001年暑假他第一次参加了中山邦德外语学校办的夏令营，一位名叫Mary的外教慢慢改变了他。

“Mary给了我一种信心和信念。在我英语一窍不通的时候，她评我为夏令营优秀学员；在我不知道生活如何自理的时候，她又像个 baby-sitter(照顾婴儿的保姆)；在我拒绝她的关心的时候，她的insist(坚持)和 passion(热情)融化了我的愤世嫉俗的坚冰，古希腊的哲学系统终于在她的激励和悉心照料之下土崩瓦解。”他开始对英语学习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此后每年的暑假一放假，赵冬阳就来中山主攻英语学习，读到初三，他的英语成绩就一直稳列班上前五名。

“飞向更高的天空”

“初三毕业那年，我偶然买了本书叫《哈佛女孩刘亦婷》，那时像大多数人一样，第一次知道全额奖学金留学美国一说。此时心里就像有个膨胀的气球，总想飞入更高的天空。”当他的爸爸妈妈听说了他这个大胆的决定后，反应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不同意。赵冬阳的心情一度很糟糕。他形容，线下的石子总是拉着他的梦想。直到后来，邦德的张校长知道了赵冬阳的想法，很支持他。张校长对他说了一句“为了梦想而活，生下来就是胜利者”，于是赵冬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高一那年的暑假，在张校长的安排下，赵冬阳特意从湖南来中山参加一个模拟TOFFL的测试。他的父母也来了，大家都想知道他的留学潜力到底有多大，以此决定到底要不要走留学这条路。结果没让大家失望。这时，张校长对他做了一个重要评价：是留学的料，过一两年没问题。就这样，赵冬阳给指引到了人生的另一个成才方向：留学。从那时起，张宗诚校长一直成为他梦想实现的指引者，赵冬阳也感激地称张校长是他的铺路人。

随后，肩负高考重压的同时，赵冬阳也开始为他的留学梦想拼搏着。

“人是累不死的”

“张校长总是告诉我，人是累不死的。偏激的我将这句话作为熬夜的理由。”这个过程赵冬阳和很多人一样，是拿命去拼的：高二几乎没睡什么觉；曾经还气走了一个“见光死”的室友，最后不得已自己也搬出了学校宿舍；有一天晚上，赵冬阳做题做到很晚，第二天早上被冻醒了，才发现自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这样的经历他还有很多很多，但赵冬阳说一点也不觉得苦，还说越苦越喜欢：“苦能够让自己真实的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和进步，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我总是在深夜自我陶醉，享受这份奋斗，享受一点点的进步。”

第二次托福赵冬阳考得一般，因为同时准备SAT2而轻视了托福，这让他后悔不已。SAT是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分SAT1和SAT2两种，其中较难的是SAT2。“第一次去香港考SAT1，自己傻傻的被香港迷住，考试前一天还和同去的朋友跑到山顶玩到深夜才回宾馆。然后昏昏地考完了，昏昏的考得很烂。”虽然那时他的2020分SAT2对于申请大学已经够了，但赵冬阳坚信自己可以考得更好，很快他理智地再次报了10月份的托福和SAT。

赵冬阳几乎没有为自己的考试分数难过过。“我知道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只要还有一分钟，一秒钟可以努力，就要付出最大的努力，只有这样成功的几率才会增大。我一共考了三次托福，两次SAT，最终得到了让自己满意的分数。”10月份的那次SAT2考试，他取得了美国当地大学生都很难取得的好成绩：2250分。

“被折磨得比弟欧尼根还惨”

美国高考之不同于中国高考，不但要考专业知识和英语托福，还要一封美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写的推荐信，以及一篇用全英文撰写的论文。谈起这篇论文，赵冬阳形容非常痛苦。“那次美国学校统一了一个题目，就是描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或者改变了你的事。那阵子，我被折磨的状况比那个弟欧尼根还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第一次，赵冬阳把写成的作文交给张校长看，他得到了一句反馈：这是作文吗？继而赵冬阳又奋笔疾书，改了后给张校长再看，说：这是小学生的作文。备受打击后，几乎在“精神濒临崩溃的状态下”赵冬阳又自己改了6遍，又不幸而幸运地被否定。“第七次，张校长终于自己帮我改了，因为他说这次总算有初三学生的水平了，值得他看看了，”赵冬阳回想说，“文章经过张校长的润色后，果真犹如美国国家黄石公园般壮阔，黄果树瀑布般一泻千里，黄山一般奇异秀美。”

2007年1月，赵冬阳终于收到了久久期盼的offer(全奖录取)，备受煎熬的道路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活着是为了梦想”

“活着是为了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到美国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他最喜欢的一句名言是“America is a land full of chance”。

去年，正读高二的赵冬阳参加了美国大学的本科入学考试。今年1月，他收到了美国Hampton University(汉普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同时取得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之后，赵冬阳又陆续收到Cornell University(康纳尔大学)、Allegheny College(阿勒格尼学院)、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Hendrix College等多家美国大学，以及加拿大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也被称之为卑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其中同样包括各种奖学金。5月，他选择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大学，将就读金融专业。8月，他将踏上美国土地，去寻找他梦想中的大学之路。

不仅顺利考取了美国大学，还获得了比研究生阶段更难获取的本科全额奖学金，该奖学金包括每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2.2万美元、四年累计10万美元。据说，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全球有多人竞争，而赵冬阳成了全球幸运考取美国大学中最幸运的几百人之一。

    远大的抱负最终让赵冬阳迈出了梦想的第一步。

  来源:  http://www.taisha.org/abroad/story/200705/20070521140515.html

    http://www.bond-institute.com/pic_display.php?table=zs_pro1content1&id=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