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夏朝的研究，最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为什么周朝有那么多关于夏朝的记载，包括详细的王表和事迹，但偏偏继夏朝而起的商朝，却找不到其关于夏朝的记载。从目前所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来看，商代人记载了其始祖契曾经辅佐过大禹，但从契建国之后，商国就是千年一系的，没有臣服过任何国家，也根本没提到禹的后裔之国。至于商汤，则被记载为一位中兴之主（不是开国之主），甲骨文中对汤给予了高度颂扬，祭祀他的卜辞有680余条，但未发现有提到他灭掉夏朝的事迹。

　　对于这个现象，个人认为最合理的推断是这样的。大禹后人建立的夏国当然存在，不可能是周代人凭空捏造出来的，除了《史记》、《尚书》、《竹书纪年》等古文献都记载了夏国的很多事迹之外，甲骨文中有大禹的记载，也6次提到了杞国（杞国是商汤灭夏之后封给夏后裔的国家），所以也可以基本确认夏国的存在了。但夏国的国力长期都很一般，没有达到可以成为中原霸主的程度，仅仅是凭借其作为大禹后裔的身份，以“中原共主”自居，但中原很多国家并不承认其宗主权（比如商国），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承认其宗主权（比如周国，周的先人曾在夏朝中做官）。后来，商汤经过11次大规模战争征服了中原各国（包括夏国），成为尧舜禹时代之后中原第一位真正的共主，对他们而言，灭掉夏国只不过是征服战争中普通的一仗而已，没有必要大书特书。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商国人对于曾有“中原共主”名号的夏国心存忌讳，所以刻意避免在甲骨文中记录夏朝的事迹。但从周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臣服的对象从夏国变成了商国，就相当于一次改朝换代了。而且，为了证明自己取代商朝的正当性，也需要抬高夏朝的地位，以此来论证王朝更替是合理的。

　　对于质疑夏朝存在的人来说，除了甲骨文中没有出现夏朝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在夏朝存续阶段（公元前2070-1600年），除了早期的王城岗遗址和晚期的二里头遗址之外，均没有出现在中原地区具有明显领先优势的都城遗址。即使是二里头遗址，也存在很多疑问，从风格来看，二里头属于商族势力范围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用上述的解释就很合理了，因为夏国的国力长期都很一般，不能用商都殷墟的模式来寻找夏都，认为夏王都必定是在同时代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都城，但实际上夏王都很可能只是那些遗址中普普通通的一个而已。相比之下，夏朝早期的王城岗遗址即为大禹的都城阳城，这点基本没有异议。也就是说，夏朝早期还是曾经强盛过的，但是延续时间并不长久。

综合而言，个人认为夏朝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1.夏族作为一个曾建立过多个城邦的部族联盟国家，在历史上曾长期存在，这是确切无疑的。
　　2.如果以取得中原大多数部族和城邦承认其宗主权，作为建立一个王朝的标准，那么夏族也曾经建立过王朝，主要是大禹及其后一两代人的时间，体现在王城岗（阳城）遗址中。
　　3.但夏朝是一个弱势王朝，并非以武力征服中原各国，而只是凭借大禹个人威望得到中原共主的地位，此后不久边无法维持这种地位，仅仅在小范围内继续维持共主的名分，实力也沦落为一般国家的水平。

与夏朝的弱势相比，商朝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王朝，不但商汤发动了11次大规模战争，基本上征服了中原各国（包括夏国），并且商朝中后期的殷都时代，从建筑规模到文字、青铜技术、手工业水平，都碾压当时中原其它国家，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驯养马匹，从而在军事和交通的水平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因此商朝被称为“大邑商”、“天邑商”，是中原其它地区眼中的天朝上国。显然，以殷都模式来寻找夏朝的都城，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在陶寺遗址已得到充分开发的情况下，寻找夏朝王都的工作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只要确认陶寺遗址的时代已经进入文明阶段，那么中国有考古学支持的文明史就可以上溯到唐尧时代，距今4300年。再取个整数，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就可以算得到验证了。

但与历史学、考古学界在寻找夏朝王都上的执着相比，他们对陶寺遗址的历史定位上，却又显得过于保守。实际上，陶寺遗址与文献记载中的尧都，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吻合，里面的宫殿、器物也显示了是一座王都无疑，很多都能够与文献中的记载相互印证。但历史学、考古学界至今仍不敢将其认定为尧都，而且只敢称之为“陶寺文化”，而不敢称为“陶寺文明”或“尧都文明”。

事实上，以陶寺遗址所显示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来看，将其定位为“文明”已经够格了，虽然尚未有成熟的文字体系，但文字也并非文明的铁标准，像印加文明也没有成熟的文字体系。寻找尧舜禹的王都，比寻找夏朝中后期的王都要容易得多，因为尧舜禹时期是真正的中原共主，而夏朝中后期实际上并不具备这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