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报:口语诗与口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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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报:口语诗与口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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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诗与口水诗
在口语诗的诞生之初,口语诗并不是完全“无深度、平面化”,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和于坚的《0档案》都是在进行一种颠覆,前者是对文化和历史进行嘲讽,后者是对一种既得的社会对人的组织和监管形式进行解构,这两者都构成了某种深度。但是,当口语诗发展到当下,某些人也出现了无深度写作的倾向,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春树:
今天我买了一些樱桃/花了大概20块钱/基本不酸/但还是有一点酸/我把他洗干净/当然只是尽量干净/放在盘子里/吃了半盘/然后无所事事发呆/有一些樱桃水流在我手上/像颜料那么红/我真怀疑/吃樱桃能写出什么诗来/难道我能一边吃一边拉着/这个想法比较有创意。——春树[《生活得太舒服是写不出好诗的》
春树的大部分诗歌,都像这首一样:口语、无阅读障碍、平面化、无深度,是属于那种一看就懂的诗歌类型。但话说回来,这样的诗歌依然是诗歌,它有自身存在的逻辑,在后现代的快节奏、无深度、碎片化的生活中,刻意地要求任何诗人都去追求深度,无疑是荒谬的。春树的诗歌,除了无深度之外,在语言上还追求着一种“口语的狂欢”,即用日常生活的口语来消解笼罩于诗歌之上的诗意,还原生活的百无聊赖又生机勃勃的一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无障碍的畅快的语言节奏,来消解生活的深度模式,并发泄对生活的一切不满和失落。从某种意义上讲,春树的诗歌较为彻底地反应了时代
今天早晨,/我被尿憋醒,/去了趟厕所,/回来接着睡觉。//再起来时时十点钟,/我没刷牙也没洗脸,/然后就一直等待。//中午时候我开始用餐,/三个煎饼加一碗花生米粥。——孟凡晓《早餐》
这首毫无意义,完全“口水”的《早餐》选自孟凡晓尚未正式出版的网络诗集《口水诗,非常湿》,孟在网络上到处宣称此诗集是:“中国第一本华语口水诗诗集,继承了赵丽华的‘梨花体’风格,同时又有所创新,体现了口水加无厘头的特点”。孟凡晓的这些诗歌,给80后诗人们敲了警钟:诗歌可以无深度,但诗歌不应该完全沦为“口水”,诗歌也不能成为一种赚取大众眼球的工具。
《诗歌写作要去口水化、去程式化、去意象化》一文节选
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对口语语体风格的滥用,典型的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以记载俗常琐事、摄录抄写生活细节为特征的杨黎式的“废话写作”,还有新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沉渣泛起、可称为“庸话写作”的“梨花体”(它是“废话写作”的后代)。属于主张“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和“反文化、反崇高、反意义”的“非非主义”一个分支的“废话写作”,在诞生初期,在纠正80、90年代流行于中国诗坛的“假、大、空、洋”的时弊方面,在让诗歌的本体归位于日常生活和让诗歌语言回到口语源头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而时过境迁,到了今天,“废话写作”致命的浅薄油滑、幼稚无聊、啰嗦饶舌的缺点也就显露无疑,可以说,在现在,“废话写作”及其美学趣味成了当代诗歌中一种危害不小的弊病。举例来说,杨黎在《萝卜》中写道:“上午10点/我去燕丰商场/买了5斤萝卜/回到家里/我把萝卜切成/小块小块的/煮了一大锅/不到半个时辰/萝卜就已煮好/我连锅端上桌子/大吃起来/我吃的好快呀/只几口/就吃涨了肚皮”。如果说这里面有诗,就如同说皇帝穿有新装。“废话口语”在尽量少用成语、少用形容词等方面比我后面要讲的“套话口语”略高一筹,其远离书面化倾向的语言清空了附着在词汇和意象上的陈腐意义、将诗歌语言还原到口头语言的原生态,当时确有先锋价值,但“清空”了“价值”、“意义”之后又怎么写、写什么,“废话写作”没有解决好这个大问题,它在2000年后演变为了“梨花体”式的“庸话写作”。这类作品只是一具徒有口语词汇或符号的躯壳,只是一堆某种口语原材料的集合或陈列,“在”的真相被淹没、消解在流水账和失重的表象中。无独有偶,你杨黎吃萝卜说废话,我赵丽华就来吃《脐橙》(2003)说庸话:“下班的时候/我买了一些脐橙/我爱吃脐橙/像你包柚子那样/包了皮/一瓣一瓣掰着吃/我还买了一些鸡腿蘑和鸡枞/它们其实和鸡一点关系也没有”。也就是说,这种仅仅为了追求某种表面化的口语效果的写作,对口语中的庸常话照抄照搬、复述重复、摘录摹写——滥用了口头语感,当然谈不上对日常口头语言的变异和对其常规的颠覆,更谈不上诗人化腐朽神奇、化俗常为特异的艺术创造;表面上言之凿凿,实质上寡淡肤浅、无聊空泛,平直单一,缺乏深度、力度,话多诗少。有时候我认为被说得玄乎乎的“废话写作”之类的东西,不过就是一种“录像写作”或“照相写作”,诗人不需要什么感受器官的活动,只需要立即把某时在某处所见、所闻、所干的,用一般化的语言记下来就行了,这种机械的、客观的写实主义,现在,的确不是什么先锋的玩意儿。而自主语言就是要做到“废话坚决不说”、“庸(常的)话不说”,要“摒弃语言系统中的标准的、常态的语言范式”,当我们有话要说的时候就是写作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说我们要说的,不说没必要要说的。2000年以来,一部分跟风的诗人(很多是80后)“照葫芦画瓢”仿写了不少“废话”诗,其结果只是在纸页和网页弄出了不少分行的垃圾,转瞬即腐。
其突出表现之二就是“套话口语”,这是指一些诗人在以口语风格写作时,过度依赖口头语言中的陈词滥调,过度仿用、套用俗话,造成了“口语其外,败絮其中”的消极口语效果。伊沙——同杨黎以及后面我要提到的于坚一样——是我尊敬过的、要一分为二看待的诗人之一,他以自己高产量的写作曾在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推动了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语体风格的诗歌的普及,他在写出了一些好作品的同时,也写出了一些“烂”东西。由于他对产量片面的追求,加上跟风者的“东施效颦”,伊沙式的口语就演变成了“套话口语”。这类口语诗总是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用一种仁义道德的口吻和冗长刻板、平铺直叙的句式来书写个人见闻和个人生活琐事,用套话、惯用语来说教、来显摆、来训导。如伊沙《擦肩而过》(2005)中写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话说当年那个/想借某把时代的/大势与强势之刀/将与之无怨无仇/只是瞧着有点不顺眼的我/一刀宰杀的顶头上司/因为经济问题/手脚不干净/刚从某个高位上掉下来/落了个退回赃款/不追究法律责任/提前退休的/惨淡结局。”他和他的模仿者常常大篇幅地借用现成的俗语、套话、官话来说事儿,其文本语言生硬笨拙,笼统枯燥,还时而有文白夹杂的古腔古调冒出,某种活生生的口头语言要素经过快速加工后,成了流水线上的粗糙平庸的分行产品。我无法想象那个写出了《车过黄河》的好诗人和这个写下“春水荡漾/在我河岸/……我已知拔剑/拔剑四顾心茫然”(《永是我劫》,2002)、“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乃天大的造化/……能躲则躲/能逃则逃/实在不行/遂成火人/凤凰涅盘”(《无题115》,2009)这种顺口溜的诗人竟然是同一人,口语是这个呆板、俗套、乏味的样子么,不是!相反,此在主义特别强调诗人写作要“保持语言的创新性”,我们“自主语言”试验原则(这些原则继承了胡适1917年倡导的“文学改良”精神)的头2条就是:“①不用别人说(写)过的话说话写作,套话不说。②不用上个世纪的语言说话写作,老话、旧话不说。”此外,那些恶俗不堪、满肚子“男盗女娼”的“脏话(黄话、恶语)口语”和就像精神病人一样的唠唠叨叨的、东拉西扯的、失常错乱的“疯话口语”,在此也就不必费口舌评说了。
程式化是由于一些诗人的创造力、感悟力衰退或低下,对公共的写作修辞规范、语言语法规范亦步亦趋,重复(借用、挪用、引用)前人或他人的语言表现方式而造成的。我举一个诗人创造力衰退的例子,请看于坚在《读康熙信中写的黄河》(2002)中写的诗句:“小学生都知道这是伶牙俐齿者的把戏/朝代更迭逝者如斯河还是那条河/为什么金钱越来越多沙越来越少”——“伶牙俐齿”、“逝者如斯”是成语,“朝代更迭”是套话,“河还是那条河”令人想起当时国人一度耳熟能详的《篱笆女人和狗》(电视剧,1989年出品)主题歌中的歌词“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山还是那座山”,也是套话。这首诗是典型的陈腔滥调、人云亦云。这类披着“文化反思”、“价值思辨”诸类外衣的、使用口语或书面语的“文化诗”、“美文诗”,言辞规整、优雅而内质陈腐、伪劣。诗人创造力、感悟力低下的例子,则太多了,到处都是,某些“官办”刊物上最多,我这里也就不举例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读者、诗人拒绝读或写什么“口水诗”、“美文诗”之类的劳什子,那些忽悠读者的诗人最终忽悠了自己。(武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