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行天下---考柳州八贤之一戴钦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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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八贤骑鱼升仙撼龙经鱼峰山鲤鱼跳龙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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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天下---考柳州八贤之一戴钦墓
业务间隙,听说柳州城里保留有一座古墓,特地前去考察之。
如果不是朋友知道,一般人轻易不会相信鱼峰山这种形如木笋的半山腰还有人敢葬坟。此处已经成为柳州市的一个景点,鱼峰山不远处有一澈清水称之为小龙潭,传说是歌仙刘三姐骑鱼升仙之地。
大凡名胜古迹皆有神奇之处,小龙潭除了有刘三姐的故事,奇的是潭水竟与柳江水涨落一致,是否有地下暗河与柳江相通还是暗藏玄机就不得而知了。
鱼峰山看似一座孤峰,高88米,远看亦有鲤鱼跃起之势,当年点地的老先生是否考虑到此处真的是鲤鱼跳龙门呢?
既然是前人的妙笔,顺友就先在穴场周边仔细走了一遍。地理风水术素有都独山不可葬的说法,但在广西,常见山峰林立或闹市见峰,或妙如文笔尖塔,或高耸如仙鹤独立比比皆是。
早期的前辈既然敢葬八贤之一戴钦于鱼峰山这种石山石穴,也一定会着眼全局去考虑的。
如果以鲤鱼跳龙门喝形,那戴钦墓穴正葬在鲤鱼跃起回环的鱼尾近腰臀部。高高耸起的是翻身跳起离水的头部,顶端的大平台(现在可以观光)就相当于跳龙门的鲤鱼张开了一个圆圆的嘴巴。
按碑文记载:戴钦安葬于嘉庆年间。
细看穴场并非陡峭无依,先入眼帘的是一块龟状的巨石,更难得的是在石龟的腹部下面还有一片平缓之地,戴钦之墓恰恰点在石龟的腹下。墓穴立午山子向,沿明堂右前方有石头台阶直下山脚。左侧可以转至山后。水路亦然,堪称妙笔。
既然名为鱼峰山,点穴当然用那与柳江水相呼应的小龙潭。在穴场看,小龙潭的位置又恰恰在乙辰方,其停蓄之后再暗入柳江,当年的先生点穴之用意不言而喻。
如果单凭鱼峰山北侧有一凹进和开坪的龟石就敢在石板上安葬,未免有些冒失。
当年戴钦既为柳州八贤之首,所结交之人也不乏能人异士,况且早年的风水师大多基本功相当的扎实和沉稳,那先生一定是看重了两侧特有的穴证。
风水虽有奇穴、怪穴、躲藏之穴,但是临穴场的穴证一定是辨别穴之真假的有力证据。
先看左侧石阶小路中间,确有龙砂露头向前回护。
再看下手,不担有回环之气,那向前突起的石坪足可以建一座亭子,更是成了收逆水的天然虎砂。
古人云:“有无地穴看下砂。”戴钦墓之下砂近穴而起,砂脚直到公路,外侧再配一天池——小龙潭,正是怪中不怪的好穴场。
从左侧再绕到南边,居然一个偌大的天然洞穴,山洞盘旋贯通于鱼峰山的腹部。
洞中除了有关歌仙刘三姐的场景,钟乳怪石林立,弯弯曲曲珠光灿烂,好像是鱼肠子和鱼籽。
洞壁上或妙笔妙联,或名家绝帖,戴钦的后世决定在鱼峰山立祖,正当是福地福人居。
仅从穴场--鱼峰山--小龙潭的结构形势分析,确实符合鲤鱼跳龙门的风水寓意。
《撼龙经》云:“平地卓然顿起笋,此是尖贪本来性。”
鱼峰山木星高耸,肚里开窝,有真穴既有真气脉,在拔地而起的鱼峰山,腹藏珍珠,一般人难以认得其风水价值。
戴钦墓穴在鱼峰山腰尾结合部,离山顶还有大半。顺友一直爬着顶峰登高看,此处确实是一个大形势,大风水局。
鱼峰山近看是孤峰一座,山顶观之,乃真龙穿壁穿峡而来。坐后远峰团聚,气势直到大水口与柳江交汇处。文笔峰、穿天木、献天金,好一个龙马奔腾之势。
正前方虽然有现代化的建筑物阻隔,但远峰挺拔,距离允当,明堂宽阔。
再细观的水路,戴钦墓穴恰恰安葬在正对着大反弓的中间。是不是一个败笔呢?
未然!因为从大局着眼整个水势来看,这条水流却如九曲之璇,悠悠顾穴。实乃小反大逆,小顺大缠的天然局。
戴钦之墓当年的墓碑已经被日本飞机炸毁,其后世再次立碑之时,上面已经密密麻麻的刻上了后代成行的名字。因为戴钦亡故时才34岁,到其孙子辈,其风水效应恰值高峰期,足以显见此穴催丁的力量。戴青后世子孙的昌盛,也可以反证当年敢用此穴的先生,必然是到了粗中见细、收放自如的境界、、、、、、
当然,鱼峰山腹中的这个怪穴算不上帝王将相的风水大地,因为其山峰错落有致,大开大合,起则万刃、伏则平川,围绕城廓,更大的龙气结作反而是城市的阳基。但至少可以肯定,戴钦墓穴也是其中一个较有代表性的结作。
考完这座现代化城市还依然保存完好的活教材,顺友更加钦佩当年地师之胆量和学问,耳边又仿佛响起了师父的叮咛:“读书千万卷、还要登穴看。”“看千万雄文,不如验人祖坟。”
风水之路,常常是苦中亦有乐,乐中亦有道,道中亦有名,后人曰“救贫”,实则精技之验、、、、、、
附戴青简介:
戴钦(1493--1526) 字时亮,明马平县人。明代柳州八贤之一, 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初任刑部主事,后晋升郎中。
他才思敏捷,颇得刑部尚书林俊器重,常负责起草官方文书。诗作清新俊逸,自成风格,为时所重。嘉靖三年(1524年)因反对世宗追尊其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遭廷杖重创。著有《鹿原集》、《玉溪存稿》等。
戴钦19岁考中举人,23岁(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进士及第,先后担任刑部浙江司主事、云南司郎中、陕西司员外郎等职。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朝廷中发生了关于“大礼”问题的激烈争论。戴钦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应当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坚定地说“苟有裨于国是,吾何爱夫发肤。”只要是对国家有利,就要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
他和朝臣们一道,毅然前往朝廷,当着皇帝的面陈述了自己的主张。由于见解不合,触怒了皇帝,便被当堂下令用棍棒把他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两年之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便在北京结束了仅仅34岁的年轻生命。他的灵枢被家人运回到柳州。
戴钦不仅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敢于直言的贤者,还是一个能诗善文的才子。他聪颖过人,博闻强记,为文作诗,下笔千言。广西提学使姚镆曾赞叹道:“戴钦作文,佳思如泉涌,不知从何处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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