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光辉灿烂的五千年历程中，诗歌无疑是备具华彩的一章。而从先秦诗歌的初步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创新与完善，诗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

一、  原始歌谣

  文学诞生于以劳动为中心的人类生存活动，而最早的文学样式是原始劳动歌谣。也就是说诗歌是源于劳动的 。原始人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为了协调自身机体的张弛，或协调集体动作的一致，自然地发出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的劳动呼声，而原始诗歌则孕育在这种具有重复性和规律变化性的劳动劝力歌的韵律中。从《周易》中所载的《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和《吴越春秋·音初篇》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等上古原始歌谣可看出，原始歌谣用语古朴，音节短促，多为简单的二言、三言或四言，这是因为上古劳动动作简单，劳动节奏短促、鲜明，因而伴随劳动动作产生的诗歌节奏自然也不复杂。另外，上古汉语都是单音节词，两个单音节词的组合是最初的句子，这种句子的产生与上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能力直接相关。简单的思维表现为简单的语言。原始歌谣最主要的表现手法是赋。而与此同时，原始诗歌也是伴随着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而产生的。其集诗歌、音乐和舞蹈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则是原始人对生产过程的艺术性的回忆或重演，而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开始出现了原始农业，随之而来也就有了为农业进行祝颂的宗教祭祀活动，而这时候的诗歌内容也大多数与宗教巫术信仰有关。

二、《诗经》

  随着人类生产水平和认知程度的提高，我国原始文化开始走向独立，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诗歌在历时五百年的缓慢发展后，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按音乐来分，《诗经》主要分为“风” 、“雅”、“颂”。“风”即国风，为世俗之乐；“雅”即“王畿，为朝廷之乐；“颂”即为宗庙之乐。从艺术手法来看，《诗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借景抒情的抒情手法和整齐中富于变化的语言特色。从字法上看，诗经运用了叠字、联绵词和语气词；从句法上看，诗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从章法上看，多采用重章叠唱的复沓形式，如《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相对于手法简单的原始歌谣，诗经的艺术手法有了明显的丰富和进步。而按内容来分，《诗经》则可分为祭祀诗、颂赞诗、怨刺诗和征役诗。相对于原始歌谣较为狭隘的内容，《诗经》里的诗歌，反映了这一时期人民的劳动、婚恋、礼乐制度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情况。而这一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的初成期，生产得到长足的发展，社会相对较安定，文化思想由商的重巫到重史，内容也不再像商的唯天命是从，而是敬天命重人事。这是人的理性与礼乐制度的建立掩盖了其与巫术活动的原始关系。《诗经》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而其作用则主要表现在教学、娱乐、祭祀及外交政治。而《诗经》所承担的礼仪功能也是孔子推崇《诗》的重要原因之一。《史记》称“诗三百，孔子皆弦歌之”，可见三百诗皆可配乐歌之，而这亦有利于《诗经》的传播。作为一部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原薮和文化原型意义的著作，《诗经》开创了中国诗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爱者歌其情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抒情诗传统。而《诗经》所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三、 屈原与楚辞

  《诗经》后一度沉寂的诗坛，在度过了一个孕育、发展、攀登的阶段后，而“奇文郁起”，迎来了楚辞的诞生与繁荣。而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楚辞”已具有三重涵义。作诗体解，“楚辞”是《诗经》以后的一种新诗体。不同于是黄河流域一带中原文化结晶的《诗经》，楚辞带有浓厚的江淮流域特色。作作品解，“楚辞”是战国时代一些楚国人以及后来汉代一些人用这种新诗体所创作的一批作品。作书名解，“楚辞”是指汉代人对楚国人、汉代人所书写诗歌纂辑增补而成的。楚地较多的保留了原始的宗教和艺术，巫风盛行，并由此派生出了大量与巫舞和原始宗教的诗歌。楚辞的诞生，便依赖于楚国这一特殊的民族传统与自然环境和原始巫文化与现代理性精神的碰撞及南北的交流与融合。而作为楚辞文化的主要代表作，屈原的《离骚》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开拓了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意象传统；诗体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创造了一种句式长短不齐、参差错落的新诗体；结构形式上，抒情和叙事结合，幻想和现实交织，气势磅礴，浑然一体；语言运用上，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和楚物名称，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在《离骚》中，屈原先忆往事反复诉求对楚国命运的关怀及绝不同恶势力同流合污的精神，后开始上叩天阍、下求佚女的一系列求索，表现其了理想的执着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屈原运用了一系列的比兴手法，充分运用了神话题材和丰富的想象，形成了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作为楚辞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屈原标志着诗歌由集体歌唱到个人单独歌唱的转变。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和地位主要表现在：1开创了个性化的文学2推动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形成、发展3开创了新的诗歌体裁4奠定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5提出了“发愤以抒情”的悲剧理论6形成了中国山水文学发展的基础。而屈原的爱国精神与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的人格境界亦成了历代人们追求、抗争的动力与源泉。

四、 汉代诗歌

   似乎每一个高潮的过后，都会是一段相对平缓低落的时期。自“楚辞”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诗坛是沉寂的，没有出现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诗人及诗作。汉代抒情诗在形式、内容上多沿袭《诗经》的雅颂与屈原的楚骚，但由于时代的发展，汉诗歌也具备了自己的特点。两汉王朝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代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乐府、东观（洛阳）、鸿门都学（洛阳皇家学校）的设立、游学游宦风气的兴盛，都给汉代诗歌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乐府诗歌，尤其是其中的民歌，是继《诗经》“国风”之后的又一重要收获；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新兴的五言诗，不仅开创了新的诗体——乐府诗，而且将日益成熟的文人的趣味和情绪自由地表达出来。乐府是我国音乐机关的名称。自秦时起开始设立，自汉武帝时起开始大规模设立。其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创制歌词乐曲，为统治阶级宴飨、祭祀服务；二是收集民歌，使之人乐，以方便统治者“观民风，知得失”。汉代乐府诗大多数为劳动人民创作的民歌，它们的内容主要包括：1、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 2、揭露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3、反映妇女的婚姻爱情生活4、揭露上层社会荒淫腐朽的生活。汉乐府民歌不仅内容上丰富多彩，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1、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2、汉乐府民歌的叙事性较以前大为加强。其第三人称的叙事，使故事情节更生动，人物形象更具体鲜明3、汉乐府民歌开始使用对话和行动来表现人物，使人物更具真实性和艺术魅力。4、体制上的开拓和创造。汉乐府民歌的形式丰富多样，有二言、五言、七言和杂言，其中五言居多。五言诗产生汉代，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而文人创作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人五言诗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1、善用比兴，寄托深远2、抒情曲折，深挚感人3、语言浅近凝练，质朴自然。而与此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

五、 魏晋南北朝

  两汉盛世过后，中国迎来了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是这段历史最突出的特点。因而描写动乱事实，揭露社会黑暗，反映统一愿望，成为这时期文学最强劲的主题。正如同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这一时期人们特别是文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碰撞。哲学观念、社会思潮的复杂化，进而引起了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言行、价值观念的复杂化。因此，在这种特殊的范围里文人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态：1、强烈的忧患意识 2、焦灼的苦闷情感 3、鲜明的自我意识。而正是文人这种自我意识的发掘，使文学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文人对文学的审美追求给诗歌带来了新的变化。而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主要的一种文学形式，诗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宫体诗、田园诗，边塞诗和山水诗等；诗风方面，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诗体方面，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此外，还出现了 “永明体”。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此外，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在格律和声韵方面，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在魏晋时得到了发展。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在乐府民歌方面，由于南北分裂，民俗各异，两地民歌风格渐异。南方民歌清新活泼、婉曲柔媚，北方民歌则朴质率真、豪迈刚健。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建安文学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除去建安文学外，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诗歌与玄理结合，词旨渊永，寄托遥深的正始体诗，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晋宋时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以鲍照为代表的七言诗，齐梁时以谢朓为代表的新体诗——永明体，梁后期到陈时的宫体诗和南北朝乐府民歌的成就也非常的大。

  至此，中国古代诗歌已基本发展完善，并为唐代诗歌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诗歌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并在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是因为文学是历史的文本反映。生产力决定着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影响着创作者的创作意识。同时社会制度的转变及文化思想的发展等也都推动着诗歌的不断发展。换句话说，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