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论书贴》的几个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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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因为样本短缺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文化垄断的原因,我们对怀素的书法缺少一个全面的认识。历史就是如此,年代的久远,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以“绝对的"态度来评判一幅书法的“真伪”。我们只是后来者,我们的责任也仅限于对历史的有限还原,我们追求的也仅仅是拿捏所遗存的版本哪一个更加接近历史上的真实。但是,即使如此,这个任务也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是,我们也不必要气馁,原因也简单,如果牢牢抓住“逻辑”的脉络,这个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使命是能够完成的。就本文所涉及的《论书帖》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似乎找到了这个有限的接近,至少不至于比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怀素的《论书帖》更加荒唐得离奇。而现存于辽宁博物馆的样本的诸多问题恰恰是需要讨论的,显然,这个讨论的目的也仅限于对辽搏的善意的帮助。
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怀素《论书帖》
紧接着,我们一定会给出一幅法帖的图片来。
当然必须及时给出一幅四川刘仲能的私人藏品
毫无疑问,以上三个《论书帖》的样本其实都是一个模子,我们尚且不能确定“法帖”的来源,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间的样本是“法帖”,其余两幅是法帖的克隆的结果。其实原因也很简单,看看第一个样本和第二个样本,他们的印章的位置是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差池。事实上,稍有智慧的人便可以知晓,以我们今天的能力,我们是无法在人工的情况下将二十几枚印章同时复原在画本的同一个位置上的,即便是一枚印章,我们也似乎无法精确就位的。历史上,除了所谓的三希堂法帖,还有不计其数的法帖版本,至少在清代,梁清标的《秋碧堂法书》,《怡晋斋法帖》等等不在少数。“法书","法帖”都是一类用于临摹学习的课本类的东西,这些法帖本来就和原版本有差距。事实上,法帖不仅仅在书法的本身和原迹有差距,受制于版本的篇幅制约,即使在排版和行列的字数也有差距,尤其是印章,法帖就是一种摆设,用于装点法帖的面貌的,是千万不能当真的。法帖一般幅面很小,主要是便于携带,便于日常临帖。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法帖的印章往往是原作的缩小版,数量也缩减不少,位置多有随意,内府印鉴多有不合礼制。大多数情况下,这几十年以来,包括故宫在内,我们至少在印章上,受法帖的蒙蔽很大,后果也很严重。当然,毫无疑问,四川刘仲能的版本(第三个)实际上和第一个辽搏版本是同一个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为什么会得出就是同一个东西的结论?原因很简单,这是印刷版本的必然结果。逻辑上,同一个内容,虽然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存在多个版本,但每一个版本的印章位置和内容都不会完全相同。作者也不会刻意的在同样的位置加盖印鉴,这在技术上也办不到。不同版本的古代书画,如果是印鉴的内容和位置完全相同,这当然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更何况历朝历代的印章都会在同一个位置出现,而且内容也完全相同,这只能用印刷来解释。在历史上,同一个内容的多张作品流传下来是很正常的,它们可以有不同规格的幅面,也可以有相同幅面,也一定会有不同鉴赏家和收藏者的流传,表现在印章上,除了皇室内府的规矩以外,无论是印章的位置和印章所依托的主人都各有各的不同,并且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和多样性。而辽搏的版本和四川的版本,印鉴的位置和内容完全相同,这从逻辑上就可以得出两者都是克隆的结论,而书画的克隆就是印刷,除此以外,别无选择。顺便提醒一回,四川版本的《论书帖》在“三希堂精鉴玺”这枚印鉴上做了“抠出”处理,这实在是画蛇添足,是掩耳盗铃,至少我们可以确信,四川版本在流传当中做了手脚,极不诚实,但技术含量很低,不足道也。
辽搏版本的《论书帖》长宽大约40厘米,这和通常的清代法帖大体相等,通过清代的法帖,得到了原始的信息,通过双钩填廓,将法帖描摹下来,这个双钩填廓,不仅仅限于对书法本身的描摹,它还要将期间的印章也一并描摹,法帖本身的印章是黑白两色的,通过加工,仅仅将勾勒的阳起部分渲染成朱砂红,这就是《论书帖》此类印刷品的最初母版。
以上四个字是辽搏《论书帖》单字的高清放大,我们可以随时输入“论书帖单字高清放大”就可在百度当中查找出来更多的放大的单字,很显然,将其中的单字下载到电脑,可以随性的放大一些,这个稍稍的放大,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会很轻易地得出印刷的结论,手机版本,重点查看第四个字“自”就可以了。而对于古代书画稍有研究的人来讲,即使没有放大图片,一样不会影响对它的判断。由此,我们看得到构成单字的印刷“网点”,其中的浓淡的表述也是来自于网点的大小,特别是边际部分往往是网点最“露脸”的地方,而中心部分专业上被称之为“实地”。当然,《论书帖》的印章部分也是二次套印的结果。要不然,手工盖印也不会和法帖有那样惊人的吻合。
由此,我们是不是应该谨慎的得出以下的结论呢?
1),清代遗留的“法帖”是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唐代怀素《论书帖》的原始版本。
2),通过对“法帖”的再“双钩填廓”,包括对印章的双钩填廓和渲染完成了今天辽搏的《论书帖》的印刷母本。
3),用网板印刷的工艺,加之以印章的二次套印,实现了《论书帖》的社会流传和商品化。
4),现存于四川的《论书帖》和辽搏的《论书帖》是同一种印刷产品,并且有不伦不类的“做旧”处理。
5),此类幅面甚小,大致与清代遗留的“法帖”尺幅对等,这一类书法作品以真迹的面貌大量的进入到了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我们有必要逐一澄清。
如果不是因为在民间看到了手写的《论书帖》,如果不是对其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是有“法帖”的比对,如果不是它拥有完整的传承关系,如果不是它具备了完全的古代书画老化的规律和特征,如果不是有能够和文献当中的信息印证,我们是不会关心辽搏《论书帖》的存在的。因此,当我们拥有了可贵的《论书帖》的“法帖”的数字图片,在许多历史谜团跟前,一下子就变得豁然开朗起来。这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清宫内府收藏的鸿篇巨制没有在“法帖”之列,这也是为什么南北故宫遗存的书法作品的尺幅都像“法帖”一样很局促,好在,故宫南迁之谜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聚集之际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最后还是有必要提醒,作为教学或者临帖之用,辽搏的《论书帖》在书法艺术的本身而言,它是足够的,《论书帖》也很大限度的还原了怀素的“行草”的本来面貌。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书法真迹放置在博物馆当中是很不负责任的。最担心的还是,如果在学术上依旧没有对此类古代书法作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在此学术思想指引下的辽搏的古代书画馆藏是不是岌岌可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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