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宽敦厚的苏州文化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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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八年,苏州又出了一个状元,这是自有明以来苏州籍贯的第二个状元,这个人就是吴宽。
吴宽,字原搏,号匏庵,明朝长洲(今苏州)人,廷试,殿试皆第一,官至礼部尚书,卒后追赠太子太保。吴宽擅长书法,但遗留下来的寥寥无几。滚滚长河,逝者如斯,文献对吴宽的记载也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除去吴宽在官员位置上的记述,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却是难以磨灭的,经年的调查和研究,让我们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思维总是定格在一个仅有的固化体系当中,实际上,吴宽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绝不能小觑,但凡重要的书画作品,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吴宽的印记。
吴宽工书法,行书尤好,晚明四大家之一的郉侗曾说,“匏翁(指吴宽)吴中前辈,行谊擅绝,不直文翰之工尔也,书法法苏学士,浓颜厚面”。与其同时代的王鏊(解元,会元,探花)评价吴宽书法时说:“作书姿润,时出奇倔,虽规模于苏而多自得”。以上邢侗和王鏊对吴宽评价极其中肯,至少给我们透漏出两个信息,其一,吴宽书法学习苏东坡,其二,虽然学习东坡,但消化以后,自己的东西一点也不少。上图就是吴宽在一幅重要作品当中的行书题跋,内容也是苏轼在最著名的《中山松醪赋》当中的原话,“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葡萄,似玉池之生肥“。由此可见,吴宽书法虽然“规模”于苏轼,对苏轼的文章也一样的敬仰。其实,本文最在意的是“作书姿润,时出奇倔”这八个字,原因是有一幅吴宽的书法手卷,当属这八个字的要义。
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诒宠辱)皆忘,把酒临江,其喜洋洋者矣。吴宽书。加盖“吴宽“,”原博”印鉴。
这是吴宽临写的《岳阳楼记》,原作者是北宋的范仲淹,关于范仲淹本人,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的最为著名的两句话,也是载于《岳阳楼记》当中的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道德标杆。,吴宽之临写,因为篇幅,可惜止于“其喜洋洋者矣”。
范仲淹,苏州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一身坎坷,多次受贬,仕途跌宕,于是乎才有了“庙堂”和“江湖”之言。与吴宽不同的是,范仲淹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除此之外,范仲淹能文能武,能带兵打仗,且功绩卓著。而与吴宽相同的是,文章道德俱佳,同饮太湖水,共享江南雨而已。
这篇草书的精髓在于,“笔划丰腴而不失结体之明”,“作书姿润,时出奇倔”。古人之倔同崛,意在“突出“。吴宽之“姿润”在于和谐,在于“给予”,背后是“宽”,道在于“厚”。笔画丰腴,在于“雍容”和“肚量”,时出“奇崛”在于和而不同,虽法于东坡,而自得者颇多。
不要以为笔画丰腴且能交代清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珣可以,王羲之可以,东坡可以,南宋的张即之可以。漫漫历史长河,又有几人欤?事实上,当我们顾及“敦厚”用笔的时候,往往不能自己。而至于笔划的交代往往则无从照料,说白了就是笔划“姿润”了,行笔厚重了,结构就交代不明了。这在后来的临摹当中,非常的扎眼,著名的《伯远帖》就是欲之临摹而难得其要领的典型。原因很简单,顾头顾不了尾,这是能力问题,更是天赋问题。至于故宫荒谬的推崇则是学识问题,体制问题,也是命运的安排。下图就是《伯远帖》当中的令人难堪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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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玉堂丛话》写到:“吴公(指吴宽)为人静重醇实,自少自老,人不见其过举,不为慷慨激烈之行,文翰清妙,无愧士人,成弘间,以文章德行负天下之望者三十年”。“宽,行履高洁,不为激矫,而自守以正,于书无不读,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有田数倾,尝以周亲故之贫者。”。字如其人,吴宽书法,不但得其“宽”,望其“厚”,而且量其“重”,还可闻其“醇”,见其“仁”,体其“正”。叹其“恤”。
明代《玉堂丛话》写到:“吴公(指吴宽)为人静重醇实,自少自老,人不见其过举,不为慷慨激烈之行,文翰清妙,无愧士人,成弘间,以文章德行负天下之望者三十年”。“宽,行履高洁,不为激矫,而自守以正,于书无不读,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有田数倾,尝以周亲故之贫者。”。字如其人,吴宽书法,不但得其“宽”,望其“厚”,而且量其“重”,还可闻其“醇”,见其“仁”,体其“正”。叹其“恤”。
我们乐见此手卷的题跋,没有头尾呼应,终归是一个残缺,终归是历史链条的遗憾。很庆幸,这幅手卷,无论是引首,还是后跋,都给我们留下了,尤其是引首,这是必须要交代的。
至今不完全清楚“笔臻六翰”的含义,就知道这是雍正五年的苏州籍状元彭启丰的题写,一定是赞美有加的意思,甚至是夸奖其书法登峰造极的意思,在笔者看来,这个赞美并不夸张。吴宽书法虽学东坡,多自得。但就此草书用笔能力来说,作为成化八年的状元,可谓实至名归。如果把书法比喻成笔尖上的舞蹈的话,吴宽的“润姿”要比苏轼的舞姿还要出彩,至于是不是像彭启丰所讲的那样“笔臻六翰”只好见仁见智了。事实上,彭启丰也是长洲(今苏州)人,和吴宽是当然的同乡。
手卷的尾跋也充满了趣味,这是历代中国文人学士的情趣。
张廷济的跋:“风韵高雅,笔意精妙,清劲姿宁,峻茂之作”评价非常中肯,所谓的“峻茂”,无非是指吴宽墨迹的“密实”,背后的意思就是笔画占据的空间很大,留下的空白很少,也就是指笔画之“肥厚”。张廷济墨迹也有直追吴宽的样子,“风韵高雅”四个字尤其喜人,有吴宽的“大巧若拙”之韵味,稍显不足的是,笔画尚且不够“丰腴”,与吴宽比,略显单薄。顾麟士的“精妙旷古”言简意赅,笔画直逼“峻茂”之意,虽执意学习吴宽,可每一个字的结构尚显“僵硬”,缺少“姿宁”的安详和内力。顾麟士是享誉天下的过云楼主顾文彬的孙子,他们是纯粹苏州人,张廷济是“解元”出身,嘉兴新篁人,离苏州也不过百里。
该是到了梳理一下手卷当中的几个人物了,吴宽,苏州人,他写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范仲淹也是苏州人。题头的是彭启丰,地道的苏州人。尾跋是顾麟士,当然的苏州人,他祖父的过云楼就在苏州的铁瓶巷啊。而张廷济的嘉兴,离苏州也不过百里,是半个老乡。看起来,这真是个巧合,实际上是这些苏州籍文人学士的刻意的选择,一共五个人,三个进士出身,其中两个还是状元,一个是解元,这可是旷古的高大上,而且都是苏州人(张廷济算半个),为了一幅字画走到一起来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文人群体,从范仲淹到顾麟士(死于1930),整整九百年,就是苏州这块风水宝地,是文脉将这些人跨越近千年而重新拉拢到一处,这究竟有多么的韧性,真是个奇迹。
辛亥改元以后,苏州这块文化的土壤不再肥沃,固有的文化气息渐行渐远,我们知道了苏州的工业园区,我们还知道了它的GDP,但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苏州是否还有文化的建树了。GDP是个耗材,也是个数字,它不会凝固下来成为人类文明的标的,而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恐怕不再重现。文化是很特殊的事情,最在乎的是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的世代传递,一旦断掉了,想要弥补起来很难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