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具体说就是一九四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村东头的沟里放牛，突然隐隐听到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我把牛托付给小伙伴代管，边答应边从沟底下向外跑。喊我名字的，是我平时叫他大叔的金宝昌。他是从外村迁来的，也是村里唯一的一户姓金的。他家原本很穷，土改后分到了土地、房子和浮财，不再给人家扛活打工，现在是村里的干部，可能是治安员员什么的。我随他走到我家，看到村里几个干部都在我家的堂屋里，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个个脸上都浮现出一股没法掩饰的紧张。我进到屋里就听他们说，到了临沂啦，还乡团已过了十字路（现在的莒南）等等。他们议论的正是一九四七年秋天 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事。

  那时的村公所没有专用办公室，家父时任村长，一枚长方形的【相家楼村村公所】的印章，平日就放在我家堂屋里正面方桌的抽屉里，村干部开会也时常在我家堂屋里。没等我喘口气，村指导员（相当现在的村支书)相振生交代我一个任务，让我把一封信送到南山底下的小官庄。那是一封叠成三角形的信，在重叠的两层之间插着一根火柴和一只火红色的大公鸡尾巴上的长毛，当地把这种做法叫鸡毛火促，意思是十万火急。一那个年代乡下没有电话，区公所里有个交通员，上面指导精神和消息都是由交通员传递。像这种接力式的一个村一个村往下传的信并不多见。与我一起去的还有当面我叫他四叔，背后里大人小孩都叫他乔巴（呆子）。此人年约十八九岁，脸大个头高，力气是有，精神缺把火。那个年代人烟不像现在稠密，青纱帐里时有野兽出没，和他一起去就是仗胆。那时我穿的是叠腰式的裤子，指导员把信叠到我的裤腰了用布条子腰带系好叫我快快上路。

   四叔原本就没有几句话，出发前指导员反复嘱咐，路上少说话，遇到生人别答腔，两人闭紧了嘴一路小跑似的赶到小官庄。打听到村长住在村西头，见一溜栀子围起的院落，门朝西，用枝条编制的栅门虚掩着，我独自推开门进去，村长正在家喝水。我低下头把那信从裤腰里掏出来，递给村长，说我是相家楼的，这信要送到大官庄。村长接过信，看看那鸡毛火促，很是难为情的说，后晌刚发丧了老娘，这——，我没有再言语。当我退到门外，看到一堆刚刚烧过的纸灰和出殡时摔碎在地的老盆 。我借着完成任务的那股轻松劲，和四叔有说有笑的跑回家。

  事情过去整整六十五年了，至今我不知道那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村长脸上那股难为情的样子时不时的再现在我的记里，那封信他传下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