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这王绪庄穷的可能没法再穷了。一个整劳力干满一整天，记十分，在当地叫一个工。年终决算的时候，这一个工只能兑现三毛六分钱。那时的口号是，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过年）就动手，也就是说，这一年中除了下起大雨大雪外，基本没有休息。一个整劳力，即使壮的像牛那样，一年干到头，年终算帐，扣除全家的口粮，还能领回几个钱？有的家庭因为孩子多，年底算账还欠生产队的。不过这种家庭并不一定吃亏，因当时分配口粮的政策是大人小孩一个样，都是三百六十斤，小孩子吃的少，省下的粮食拿到黑市上卖了或是兑换成别的必需品，可能更划算。这也是计划生育当时难落实的原因之一。我见过放了节育环的人，就是算了这笔经济账，托野医偷偷取环，导致大出血，险些丧了命。

   七十年代初，社员的肚子好的赖的基本都能填饱，但年终能拿到的现金实在是寥寥无几。他们日常的零用钱就依仗着那点自留地和几个鸡屁股。逢年国节，穿衣戴帽花的钱，多是靠自留地产的瓜果蔬菜等能变成钱的所谓经济作物，日常的油盐酱醋就凭几个鸡屁股做贡献。一个鸡蛋换一盒火柴，四个鸡蛋换一斤咸盐，学生用的铅笔本子也可拿鸡蛋换，能到社员嘴里的鸡蛋，那可是少有的口福。

  生产队一般早上不集体出工，早晨女的忙着家务，男的料理一下自留地什么的。早饭后下地干活，队长喊破嗓子，哩哩啦啦凑齐，差不多大半个小时，真正干起活，那要到小半晌了。干一会活，如果有一人，哪怕是提议性的吆呼一声“吃袋烟吧”，准有几个人大声应答，好啊！如果不是队长或是组长招呼干活吧，那休息起来就没有头啦。这种干活的方式好处是热闹，男男女女有说有笑，累不着。

  人，有思想有情绪，对这种生产方式有看法，对分配办法不满意，干活凑凑付付，出工不出力也就罢了。那牛、那拖拉机也就怪了，耕地时明明可以耕到地头，可它往往还差两三米，就把犁头提起来回头了，两头撇下来这些地，还得人用鐝头去刨。这牛、这拖拉机又是怎么了？

   同一个天，同一快地片，生产队的和自留地的庄稼长得不一样，收成差别很大。自留地虽然不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千千万万个农民个家庭的生存。在“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极左年代，一九七四年秋天，那些控制着舆论工具的“革命者”，又吹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喇叭，向自留地开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