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起来看见了小学同学兼对门校友控诉拉萨路小学的文章（原文链接，作者是和我一届从南外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UMichigan，现在NorthwesternUniversity工作，1997-1999两学年在拉萨路小学），百感交集。我突然发现，原来因为毕业于南京市拉萨路小学而感到羞耻的不只是我一个——当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许多家长问起我在哪里上的小学时，我每次都需要支支吾吾，百般搪塞。而当我看见许多辛苦工作的父母就像我的爸爸妈妈当年一样绞尽脑汁地把孩子往这所号高升学率的“名校”里送的时候，我每次都要苦苦劝阻。作为一个喜爱回访母校的孩子，我在小学毕业之后一次也不曾回到拉萨路小学监狱一般的校园，因此我觉得实有必要以砖应玉。总的来说，我在拉萨路小学几年的经历中，最高兴的，就是我最后一次离开的时候。

    在开始叙述之前，必须指出的是：同原文作者一样，我在小学的时候还反骨未露，整体算是比较乖、坐得住的小孩，并且基础不错，一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又跟我家是邻居，因此我在学校遭到的摧残远远没有许多男同学多。后者光是我眼见的就能写出一部虐童史。这是后话。

    拉萨路小学对于学生的摧残，毫无疑问地要从课业负担上开始。抄生字生词和课文固然枯燥可憎，但比起日后的提高班制度又是真心弱爆了。提高班的本质就是奥数班——或许是因为语文和英语提高起来比较慢，这两门课程似乎被无限挤压了。在我印象里奥数班每周三晚上补课，周六全天，加上补课后发下的无穷无尽的试卷，基本吞噬了学生所有的休息时间。作为一个看似成绩不错，实则作业磨蹭、反应迟钝的儿童，这些补课让我从8岁到10岁的两年成为了一个大黑洞，以至于到了五六年级转学之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个东西叫美少女战士，有种游戏叫魂斗罗，之前学到七级的电子琴(好吧我知道这个很弱==)也被放弃了。讽刺的是，老师发的这些试卷自己也没有时间答疑讲解，学生本次错下次继续错，进步非常缓慢，提高班莫如更名为停滞不前班。

    要是人民以为只有有升学潜力的学生遭此毒手，那就错了。至少在我上学的时候，根据考试成绩，提高班不仅有一班，还有二班。前者是考南外的主力，后者则是民兵储备，两者结合推高学校的升学率。在定期或不定期的考试中，这两个班级的人数加起来至少占所有学生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两班之间有一定的流动。这样的举措一方面给“主力”学生带来无穷的学习与心理压力，更浪费了“储备军”学生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去学习一些无用的知识。是的，我本人并不反对在兴趣主导下学习奥数，并且完全支持对于较有天资与兴趣的学生加以特殊对待，但现实情况是，并没有太多的学生有天资在训练之后达到理想的升学效果。运用举校体制搞人海战术从而提高升学率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粗放、低效而残酷的。而为了学校的利益把毫不知情的家长与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卷入，则是极不道德的。

    有人大概会说，这就是升学的代价呀，学奥数准备考试就是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然而这一点大错特错。就我在多个老师处学习奥数的经验来看，把一个学生教好，更多需要的是清晰的讲解，精选的练习，个性化的辅导。离开拉萨路小学之后我去投奔的是现在开办苏杰学校的张杰、苏平两位老师，当时每周上课一次，每周布置的作业只有五题，但这五题足以考察所学的知识，很好地锻炼思维能力，并会在下一节课中得到反复讲解。在一周五题就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大搞题海战术的必要性简直不堪一击。

    可惜的是学业负担根本只是拉萨路小学这座魔窟中最不值一提的酷刑。当众体罚是许多拉萨路小学的老师喜闻乐见的形式，尤其是女老师。直到今天，有人跟我说男性比女性更为暴力（violent），我都感到将信将疑。当众体罚的变种从一年级就开始了——当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姓夏的老太太，爱好是用教鞭抽打学生。作为一个在上课纪律方面实在无可指摘的女生，我都莫名地在背上挨过一教鞭，男生们被用教鞭敲头的则更加不计其数。大部分的家长要在自家孩子的屁股上打一巴掌都心疼得不行，不知他们听说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有此遭遇作何感想。我在拉萨路小学的整个过程中，最受惊吓的体罚则来自原文中所说的董惠霖“董校长”。当时我是作为大队委员帮老师送个什么东西。大约是因为送迟了或是拿错文件，董校长在学校的走廊里拎着我的领子把我拎到空中大声辱骂——她骂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因为当时脖子已经被勒得喘不过气，听也听不清楚。这件事情在**后于北大心理系的课堂上听到老师讲学校暴力的时候想起，依然吓得浑身发抖。

    变相的暴力就不计其数了。朝学生大吼大叫是家常便饭，而需要吼叫的内容无非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我们这一级而言，在一二年纪的时候我记得二班的班主任是一名面相凶恶的吕姓女老师，每天下课或是午休的时候，都能看到她在教室门口把学生骂得痛哭流涕。当时教我们奥数的孙健老师，兴趣爱好则是在考试让学生去死并撕毁学生的试卷——我至今不能理解她是想让学生怎么回去复习错题。我们这一级的在四年级（不确定）时任一班班主任的吴姓老师，则是跟学生的东西过不去——铅笔盒乃至整个书包被当众倒出来，或是直接扔下三楼，预测下一步就是直接把学生从楼上推下去。听说到五六年级在提高班里还有更可怕的。罚站这种事情，在拉萨路大概根本就不算体罚了。

    不过罚站属于拉萨路小学生活的另一个主要范畴，叫做公众羞辱。这点在原文中已经得到充分展开，我就不多举例子了。只说一点：我家熟人的孩子、被我视为亲弟弟的一个小朋友，当我在他上学之前和他一起玩的时候，能感到他是多么聪明、活泼、开朗、善良的一个孩子，在被拉萨路小学老师的高压恐怖政策折磨了几年之后，已经变得垂头丧气，木讷寡言，毫无自信，他的家长则因为送他去上了这所小学悔不当初。

    拉萨路小学最为恶劣的是它对儿童道德的摧毁。我记不清有多少次，老师在因为有人在升旗仪式时说话而大发雷霆之后，自己在队伍后面高声聊天（因为我是大队委，有时候会在这种时候被差去做事，所以能看到），要求学生相互打小报告和检举揭发。老师自己犯错而不承认反省反而转头大骂学生也是惯例了。我之所以会认为这些行为比暴力与羞辱更恶劣，是因为这些行为直接扰乱孩子的道德发展，让成长中的学生看不到一个公平、统一、有效的赏罚体系和健康的问题解决方式，让孩子知道大人是不用遵守规矩的，小朋友是可以利用和伤害的，责任与错误是可以推卸的。这种言行不一的道德教育轻则让孩子困惑，重则可能成为反社会人格的启蒙课。

    假如以上更多的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的私人化回忆的话，那么这一段是我以一个学习儿童发展的研究者的身份说出的：拉萨路小学的培养模式剥夺学生的未来潜力。当然，中国的基础教育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通病，然而从小学开始极端的压迫式、功利式、羞辱式的教育则恐怕是疾在骨髓，病入膏肓。以我所见，它耗竭一个儿童活泼的精力，让孩子每天在苟延残喘的状态下生活；它摧残一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孩子除了跟着老师踉踉跄跄地完成每日课业，不要说休闲玩耍，就连进一步反思所学内容的时间都没有，亦没有机会训练自己安排时间、计划生活的能力。这一点即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来说也不可饶恕，因为这种后遗症在进入中学之后就立即表现出来——至少在南外这个背景里，比起琅琊路小学、北京东路小学的毕业生，拉萨路小学的毕业生在日后的适应中更为艰难，在社交活动与综合素质方面的缺陷暴露无遗；它毁坏一个发展中的人格，因为长期激烈的信心打击、当众羞辱、社交攻击(socialaggression)，拉萨路小学给学生带走的不是知识与求索的快乐，而是一种可能会蔓延一生的强烈的不安全感，使得儿童或是为了取悦他人而自我压迫，或是在压抑之后爆发或放弃。

    如果说拉小的四年极度的黑暗与寒冷，我在学校生活中能够存活四年半（后因家庭原因转学），依赖着为数不多的几点微光。在这个污浊的环境中，我还是遇到了几位比较善良的老师。他们是：一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王秀年（她也是我外婆的邻居，对我非常和善）；三四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张丽丽（虽然有时比较严，但在我外公过世、精神非常脆弱的时候很照顾我）；二三年纪（记不清了）教数学的缪玲玲（虽然有时也急也凶，但不曾记得她羞辱过学生，或许是当年刚开始工作的缘故）。当时并不觉得，但现在想起来，能在拉萨路小学这个上梁不正的环境中做到他们能做的已经很不容易。而在丑恶的学校制度不断激发儿童内心相互迫害的狼性时，许许多多的同学还是保持着单纯和善良，形成了同甘共苦的情谊。

    只是，这种被虐儿童互助会式的共情，不知道到哪一代人才能被欢乐的集体记忆所取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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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萱

01-06-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