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岭南鸿儒朱次琦在山西的县官生涯
(2018-07-27 16: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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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夏明亮
朱次琦（1807—1881），字稚圭，广东南海县九江镇（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人称九江先生，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的老师，晚清著名学者和教育家。
1908年康有为在《朱九江先生佚文序》一文中写道：“其行如碧霄青天，悬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兰，琴瑟彝鼎；其学如海；其文如山；高远深博，雄健正直。盖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未之有比也。”“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穷极问学，而以经世救民为归。”现代新儒学大家熊十力赞其“涵养深厚，德性纯懿，潜不遗世，清不绝物，真醇儒也。”可见朱次琦的德才学行，堪称一代师表。
朱次琦墨宝——行书八言联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时年四十岁的朱次琦考中三甲进士，获得知县（相当于今县长）资格，被派往山西候用。他决心做一个不为个人贪财牟利而为百姓尽心办事的好官、清官，为此，他不带眷属，只身赴任。在赴山西之前，他预先向乡人借贷了全部旅费，并将其中一部分存留起来，作为他日回乡之用。在途经直隶省井隆关帝庙的时候，他面对神灵庄严发誓：如果我不追随吴隐之、包拯这样的清官，敢“有载一钱归者，明神殛之”。在山西7年，他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誓言，“行者一身，居者一家，”一人居家数千里之外，不取百姓一文，没有为自己谋一点私利。辞官归乡时，不得不典当衣服才凑足了路费。上任前所贷乡人之款，至去世前一年才得以还清。朱次琦“以及物为功，以亡己为大，以无欲为至”的为官之道和“不载晋一钱”之举，与当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惯例，形成了天壤之别。
当时的清政府官场，买官卖官之风盛行，人多官位少，如不上下打点，起码要等两三年才能任职试用。但朱次琦认为当官最重要的品格就是清廉，这是他为官的底线，绝不能突破。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君子藏器于身，俟时而动，坚贞之志，有待而行。”在等待任用的日子里，他潜心读书，学习山西方言，了解山西民情民意，广泛搜集关乎民生的“武备、仓储、河渠、地利诸书”，以备后用。三年后才在掌管全省司法刑狱事务的省按察使司谋得一个临时职位。
1852年春，山西北部边民与相邻的蒙古族人发生争端。他们发动突然袭击，造成700余名蒙古人丧生。清政府责令山西派兵镇压边民，朱次琦坚持认为这样做只会导致更大的冲突，使事态更加严重。他奉命北上调停，将杀死蒙民的13个罪魁交由蒙民处置，使蒙古人放弃血洗汉族边民的报复计划。边民冲突调解成功之后不久，清政府下令给朱次琦正式任命，让他赴晋南代理襄陵县令。
到襄陵县还未来得及与原县令交接，朱次琦得知，襄陵县刚刚发生了巨盗越狱逃跑的严重事件。他临急不乱，凭着以前在按察使司的办案经验，迅速探知逃犯去向，三天内将逃犯全部抓获，百姓奔走相告，无不惊叹称奇。到任后，他了解到县域内一些地方狼群成灾，频频咬死人畜，百姓迷信视狼为“神”，不敢击杀，，导致狼灾愈演愈烈。朱次琦首先亲自捣毁祭祀狼神的祠堂，破除百姓对狼的恐惧心理，然后率百姓携带火器直捣狼窝，半月内打死恶狼百余匹，为害多年的狼患渐次灭绝。
困扰襄陵县百姓的另一大祸患是，地处汾河上游的临汾县水霸控制水源，定下霸王条款，强行规定下游的襄陵农民用水浇灌农田必须购买水票，导致很多农田因无法浇灌而大量减产甚至荒废，为此上下游农民连年发生械斗事件。朱次琦深入了解实情后，采取将“地”“粮”“水”三者捆绑为一体的政策，规定“以地随粮，以水随地”，田跟赋税走，水跟田地走，谁以水影响农田耕作，谁就要替农田荒芜的农户纳税。在平息了襄陵县农民的用水纠纷之后，他又把襄陵县内的水渠分成8条支渠，专人管理，保障了全县农田连年稳产高产。老百姓感慨地说，朱知县分水，就像慈祥的老父为儿子们分灶一样，既周详又公平，真是泽周而意厚。
针对过去县衙长期存在的痼疾陋习，朱次琦改革了县衙的办事制度。他通告百姓，凡有事不分时段、不论早晚，随时都可以到县衙门前击鼓，告状不规定程式，书面和口头均可。朱次琦办案从不刑讯逼供，“终日不笞一人”。他处理问题公开及时，发布公告当天就尽人皆知，连不识字的人都能说出一二，被百姓传为美谈。他经常走访民间，解决民间纠纷以说服教育为主，务求使人心悦诚服。他严禁官吏以权谋私，杜绝各种“奉献”，一经发现，均按贪赃论处。他对教育非常重视，亲自为县学学生拟定《读书日程》，免除学生初次见县令的礼金、“犒从金”等，减轻学生负担，并把新规定刻在县学门口，使人人皆知。此外，他劝学积粟，禁敛民财，厉行节约，禁止近亲结婚，移风易俗，一时间，襄陵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祥和气氛。
朱次琦在襄陵县任上施政虽然卓有成效，但官场的黑暗，为官的艰难，使他颇感孤掌难鸣，“幡然有南归著述之思”，于是他毅然“引疾”辞去了在位只有190天的代理知县职务。1853年初，朱次琦辞职的消息一传开，“举邑皇皇，如失慈母”，百姓上书山西巡抚挽留，无奈朱次琦去意已决。朱次琦离开襄陵那天，农民放下耕作，商铺关门歇业，成千上万的百姓自发前来为为民谋事的好县官送行。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簇拥着，朱次琦的马车几乎无法前行。长者手持酒壶酒杯，跪伏道边；百余名县学学生穿戴整齐，跟随着朱次琦的马车。路过一座年久失修的危桥，学生们一起动手，把车子抬了过去。沿途到处是送行的乡民，从襄陵县城到平阳府不过三十里，朱次琦竟整整走了两个昼夜。
在朱次琦离职后的第二年，襄陵百姓集资为他修筑了生祠“朱使君祠”，并为他勒石立碑，名为《平河均修水利之碑铭》。南海籍学者方良秋在《南海明珠·千秋风范》一文中这样评价朱次琦：“历史上为官而被人民立祠纪念的本来就不多，在有生之年即被民众立生祠奉祀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为官仅半年即受人民如此之爱戴怀念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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