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人】邓石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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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石安周三前往上海博物馆书法馆和印章馆参观，得观清代邓石如书印原作，心有所感，回来写写这位篆刻大家的传记。

邓石如者，安微怀宁人氏（1743-1805年），清代书印大家也。原名琰，字石如，年五十有三为避清仁宗嘉庆名讳，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大龙山西北之皖公山下，故号完白山人、龙山樵长。余号若古浣子、笈游道人、凤水渔长等，或以地域、经历名之，不一而足，皆有道于其中焉。

石如才高八斗，书印之名显于当时，披于后世，世人推之为皖派宗师。然其心清意淡，孤高欲寡，耿直任侠，且无意入仕，一生布衣行于世也。

石如出身塾师寒门，虽家学渊源，祖父邓士沅、父亲邓一枝皆精于书画，然潜德不耀，学行笃实，耕读传家，以布衣之身终老穷庐，皆一时高士也。石如幼承庭训，好学乐书，又喜篆刻，家贫而有博学，少时有成矣。

据闻，石如九岁之年，从父学，因家贫，未及一年弃学从耕，采樵、贩饼以鬻家用。然贫吼不坠其志，樵耕之余潜学苦读，勤学不辍，于研学一域几近痴迷。居于屋内则遍阅典籍，作于田间则悟书思理，又以芦为笔以地为纸，篆临峄山芝罘，隶习史晨孔羡，印宗秦汉，“效其父为篆隶，摹其印卖诸市”，日久书印技艺精进，未及弱冠已声邑乡里。

岁在舞象（17岁）之时，石如尝为当地名士潇洒老人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颇得赞誉，乡人称其“双李”（李斯、李阳冰）再世，后遂以书刻为生。

及至弱冠（20岁），石如设馆于乡里，任童子师，后因不耐蒙童憨跳而去，旋即随父往寿州设馆授业，次年又因丧妻辞馆，遂负笈游学四方，不复设馆教学耳。

三十而立，石如因为寿州循理书院诸生书刻之故，得识当时名士、书院主讲梁巘。梁公见邓书，赞曰：“此子惜未谙古法耳。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凌轹数百年巨公矣。”又云：“笔力横绝，吾所不能；惜其见所不广，若得见汉唐碑迹，何患不出入冰斯！”

梁公视石如若璞玉藏于山石，对其喜爱有加。因惜其才，遂效伯乐，荐石如至江宁（今南京）梅缪处。梅氏，江左望族，收藏大家也。梅氏兄弟三人待邓友善，家中庋藏皆示石如。邓寓梅家八载，纵览博取，精研苦习，尽摹梅家所藏金石善本，所临每种竟至百本。其自谓“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乃有大成，四体皆工，自成家法，时人以为神品；又悟得书印相参之理，印从书出，以书入印，其印得劲健婀娜秦篆之趣、雄沉朴厚汉碑之味，别具一格，自成一家。其书既成，印亦蔚然可观、门户乃立耳。

论及山人学书经历，其弟子吴育所著《完白山人篆书双钩记》中曾引山人自述曰：“余初以少温为归，久则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零碑断碣，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暇辄求规之所以圜，与方之所以为矩者以摹之。”是为可参。

乾隆四十五年（1780），石如三十又八，别梅家，戴草笠、着芒鞋、扬鞭策驴，游于长江、黄山等地，又访徽州、杭州、休宁、歙县诸城。途中登山川之巅，揽江河之胜，观书于庙亭，觅碑于岩野。每览前朝上古碑刻，必心摹手追，又悟道自然，化为己用，其书印雄浑豪迈之气生焉，遂执碑学牛耳也。

石如游别黄山，客居歙县，某日卖字于市，逢状元金榜府中塾师张氏惠言游于贾肆，张见其书，惊为上蔡真迹，乃荐于金榜，邀入金府寓居年余，两人皆从其学，金氏尽废家中自书匾额楹联，只用邓书耳。此后，与时贤名流方君任、程瑶田、姚鼐、曹文植、罗聘诸人交游，广览各家所藏，技艺更得精进矣，又得诸生助力，石如书印之名遂日隆于斯。

曹氏文植，当朝重臣，时任户部尚书。见山人书，推崇备至，称其“四体皆精，国朝第一”，并善待有加——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邓为曹书四体千字文横卷，字大径寸，一日而成，无一败笔，曹氏为之叹绝，即以十两白银致谢，后更以重金五百为山人寿礼！后邓刻“一日之迹”印以为记念。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中，邓受文植盛情之邀，入京游艺，名震京师。当朝重臣刘墉、陆锡熊、纪晓岚等皆尊山人为布衣高士，盛赞”千数百年无此作矣”。然有中堂翁方纲，以邓氏入京“不至其门”恶之，乃诬其书“无书卷气”。石如胸有方心，身无媚骨，不愿苟迎逢且，遂顿踬出京，登居庸关、谒十三陵、登泰山、过扬州、金陵等地，沿途遍访秦石汉碑。以文植力荐故，于次年（1791年）入两湖总督毕沅府为幕僚，为时三年，深得毕所器重，后因不满幕府同僚孙星衍、洪亮吉等勾心倾轧，愤而离去。

乾隆五十九年（52岁），山人由武昌归故里，购置田产四十亩，建屋一栋，并亲书“铁砚山房”匾额置于门首。山人性直好侠，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有济世之声。然又心性散淡，乐游于外。此后十年，虽渐年迈，仍往来于京口（今镇江）、江宁、扬常苏杭等地，会友人，磋技艺，彼时山人书印技艺臻于化境，已为“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康有为语）之宗师者矣。

嘉庆元年（1796），邓五十有四，客居丹徒袁廷极家。袁以雌雄双鹤相赠，邓以灵鹤为伴，相处甚欢。不意五载（1801）雌鹤没，邓葬雌鹤于集贤关僧院中并书“鹤冢”碑，且并寄雄鹤于院中。

暮年山人，游于镇江、泾县诸地。嘉庆七年（1802），收包氏世臣为入室弟子，授其毕生所学，传其衣钵。包氏者，其时青年才俊，后之大学者也。世臣口才精绝，传邓师之名不遗余力，又收吴氏熙载为弟子，再传邓氏书印衣钵。世臣不以印名，然邓氏书印延绵传世，震古烁今，包氏功不可没也。

嘉庆十年（1805），山人客泾县时闻所寄雄鹤斗蛇而亡，遽病渐衰，是年初冬，邓于家中仙逝，一代艺术大家落幕，时年六十有三。

石安曰：观山人一生，所遇贵人多矣，然其襟怀若雪，视富贵如浮云，以布衣之身行于世，浮鸥独翔，负一笈而遍览名山大川，养天地浩然之气于笔端腕底。艺术一域，书印精绝，雄冠天下，又有戛戛独造之功，书为领袖，印乃宗师。虽为布衣，却凭艺名动朝野，各方尊为巨擘，此数百年独邓氏一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