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似乎是男人的天下，可是看到英华君的慢慢谈女性书法家的帖子，想起了中国的女性篆刻家，可惜只能搜到韩约素一人

“书中有女画中诗，此意何如倒好嬉。”明清之际女子擅诗文书画者，不乏其人，惟工篆刻，驰骋印域者，稀若星凤。加之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重压，使她们的篆刻创作活动很难走出闺门，只能深藏闺阁，孤芳自赏。这就是古代女子印家及其印作均较鲜见的原由。 


　　最早以女篆刻家身份载入史册的是明末清初的韩约素。其史迹见《印人传》。该书作者周亮工，是一个名位俱高的大儒，他能在自己的著述中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纤弱女子树碑立传，这在封建社会里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　　韩约素，自号钿阁女士，初为歌妓，后归为梁袠之侍姬。梁袠，字千秋，(生年不详，约卒于１６３７年左右)江苏扬州人，住南京。篆刻以何震为宗。梁氏治印面目较多，印艺技巧颇高，著有《印隽》。韩约素身处如此文化环境，加之她资质颖慧，自幼识字，能弹阮咸琴，又会作曲，所以，她从梁氏学习篆刻便较为得心应手。初为治石，石经她手，辄莹如玉，次学篆，章法刀法，能解语。摹印别具慧心，颇得梁氏传，加之久居南京，受南北名流薰陶，其印或意境横阔；或苍劲淋漓；或浑然湛凝，边款也具风韵。正是“梁家小妇最知音，方寸虫鱼竭巧心。他日封侯祝夫婿，不须斗大羡黄金。”(清·吴骞《论印绝句》) 

　　她不轻易为人操刀，即使应允，也要历数月才得。当时欣赏其篆刻者甚多，若能得其一印，颇珍秘之。有收藏家杨复吉弟鹤街，于肆中得一白文“吴应贞印”，从印的边款得知为韩约素于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三月所刻，遂如贪儿暴富，为之雀跃，并赋诗曰：“写生彩管识林风，钿阁尤传铁笔工。珍重芳名劳弱腕，一时双绝擅闺中。”（吴应贞，女，善绘花卉——笔者注。）


　　更有趣的是，韩约素性喜刻佳质冻石，有以石之小逊于冻者往，她总是皱着眉头说：“欲侬凿山骨(想叫我刻石骨头)邪生幸不顽，奈何作此恶谑”此后，篆刻家多喜以“凿山骨”一语以示雅谑。如“山骨凿开混沌窍，有如雷斧挥丰隆”。(吴昌硕《刻印》)她还自怜腕弱，不喜欢刻大章，有求之者，怒而却之，并曰：“百八珠尚嫌压腕，儿家讵胜此耶无已，有家公在。”真是：“腕弱难胜巨石镌，梁家约素说当年。回文小篆经纤指，粉影脂香绝可怜。”(清倪印元《论印绝句》)传为印林佳话。　
　韩约素的传世印作极少。当时周亮工认为：“得钿阁小小章，觉它巨锓，徒障人双眸耳。”他到处搜集，“入谱，然终不满十也”。有《九图章》诗云：“得款频相就，低崇惬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忆盘螭。冻老甜留雪，冰奇腻筑脂。红儿参错好，慧意足人思。”并感叹道：“与钿阁同时者，王修微、杨宛叔、柳如是皆以诗称，然实倚所归名流巨公以取声。闻钿阁弱女子耳，仅工图章，所归又老寒士，无足为重，而得钿阁小小图章者，至今尚宝如散金碎璧，则钿阁亦竟以此传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传人如此哉”(《赖古堂印人传·书钿阁女子图章前》)附图“老不晓事强著一书”和“朗如明月入怀”二印，均韩氏为周亮工所刊，颇具法度。前者朱文，不失绳墨，于清秀婉转、圆润工致中透出浑厚的力感，该印收录在顾湘《小石山房名印传真》。后者为白文，得汉印风神，圆融不碍行布，弃纤巧而趋朴茂，骨体劲挺，不甘雌伏，惜“入怀”二字稍逊凝重。周氏作古(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年)后，其嗣子在浚于“朗如明月入怀”印侧刻跋识曰：“钿阁女子韩约素为先君子作印三方，此其一也。其二方皆为友人索去……”又如收录在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中的“吴下阿蒙”一印，朱文，萧疏数笔，含虚蓄实，似人穆然恬静，犹如荷花映水，雅致娟美，“粉影脂香，犹缭绕小篆间”。　



　韩约素的篆刻负有盛名，故后世作伪者不少；而钿阁女子所治印石实物，不知今尚在人间否？

当代著名女篆刻家有骆芃芃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女，浙江省人。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荣宝斋画院教授、西泠印社社员、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篆刻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国际性书法篆刻展览。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人民大学、日本立正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东吴大学、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等大学及艺术团体讲学；连年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讲授篆刻艺术；多次率代表团出访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意大利、法国等国家举办展览和艺术交流。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以及《人民画报》、《中华博览》等多种电视栏目和报刊杂志报道过专访。出版的个人作品集有《芃芃印拾――骆芃芃印章选》、《骆芃芃篆刻集》、《骆芃芃篆刻书法》。主编和编著的著作有《唐诗三百首世纪珍藏版》、《宋词三百首世纪珍藏版》、《篆刻基础教程》、《篆刻艺术教程》、《中国茶馆》、《郑诵先书法集》、《吴昌硕信札》等六十余部。

晚清民国的女篆刻家谭仲秦，资料如下：

民国年间，作为川东重镇的万州（今属重庆市），书画艺坛十分繁荣，可谓人才辈出。在众多的书画家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书法篆刻家，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得到介绍，她就是晚清万州著名学者谭以大（字直方）之女谭仲秦。谭仲秦，名学武，字仲秦，室名默容斋、嚜溪馆、不失其赤斋。其祖父楷生清奉政大夫，父亲谭以大清光绪年举人。谭仲秦先生自幼聪慧好学，少时在父亲指导下，除博览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尤对诗词、训诂、音韵、文字用功极深。由于其父“书学钟王，兼喜欧苏，酷嗜篆隶”，受父亲影响，她特别喜爱篆隶和篆刻。父亲将她托拜于与自己同榜举人，光绪年进士刘贞安（字问竹）门下，和刘孟伉先生同窗学习书法篆刻，20岁前已展露才华。1913年，任万县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文史教员；1917年，随夫谢华风寓居上海、武汉，其夫行医，自己挂牌卖文鬻字；1925年，回川创办万县后山乡钟三女子小学。抗战期间，曾在万县石麟中学和南雄中学任国文教员。解放初期，先后在川东行署、西南公署作文秘工作。1953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专门从事书法、篆刻艺术研究。 

谭仲秦生长于书香世家，少年时期她并非喜爱舞文弄墨，而喜欢舞刀弄剑，故其父为她取了一个“学武”的男儿名字。她十分钟情于三峡地区明未清初的巾帼英雄秦良玉，这就是她字号“仲秦”的来历。她有二方自刻的常用闲章，朱文印：“桃花马上请长樱”，白文印：“我与秦良玉同里”，可见她行武报国之理想。60年代初期，谭仲秦先生年近古稀，这种“男儿之志”还困扰着她。那时她与刘孟伉先生仍有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其中有一首五律，诗云：“学剑叹未曾，儒冠终误我。年华看蹉跎，志事偏向佐。对月忆旁徨，临风每起坐。周道惆崎岖，难卷丹心颗”。刘先生读后十分感慨，随后集陆放翁“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诗句为联，用颜楷书后赠送她，以示共勉之意。谭仲秦先生大刘孟伉先生两岁，二人又有同窗之谊，再说谭、刘两家久为同里，交往甚密。1942年，刘孟伉曾选编并以蝇头小楷抄写其父谭以大约三万字的《蒟园文集》，青年时二人常有诗词唱和。笔者曾在谭仲秦先生《嚜溪馆集》中读到一组七绝诗，其中第四首这样写道：“君问新诗未有诗，闲来揽镜鬓成丝。小蒲已逝林刘远，流水高山奏与谁”。诗中的“小蒲”是指蒲茂腾（又名耀灵，云阳人，谭以大弟子，得其诗法），蒲与刘孟伉、李重人万州时称“岁寒三友”，蒲茂腾1938年病逝，“林刘”即林仲庶和刘孟伉。在重男轻女的旧时代，像谭仲秦这样才华横溢的才女，其才不可能得到充分展现，其社会交往也受到一定局限，这在她的一些诗词中时有表露。1969年12月谭仲秦先生病逝，生前她有诗词抄本五册、文存抄本一册，以及一些散页诗稿。近日笔者在她孙儿处只见到了《嚜溪馆集》、《自鸣集》、《默容斋诗词别录》三本诗册和《烬余斋文存》一册，以及少许散页诗稿。青年时代的谭仲秦，就以篆、隶书名重川东，曾应邀为蘷府衙门大堂作篆书条屏，这在当时是一种极高的格份。1917年她流寓上海、武汉期间，曾在上海、南京挂牌卖文鬻字，其“润格”出于大书法家于佑任之手笔。达官显贵索其墨宝者甚众，一时名气大增，蜚声大江南北。 

谭仲秦先生20岁前于篆隶书下功夫极深。其篆书以李斯、李阳冰碑刻为范本，并于汉铭、石鼓、青铜器文、卜辞都有较深研究。她笔下的篆书（图1、图2），结体委婉绚丽，用笔圆润坚毅，无娇柔作态之病，大有鹏起天池，龙游艺苑气势，一洗时人弱骨弄姿陋习。当她完成一件隶篆作品时，常用闲印“直至小生”自诩。其隶书从《乙瑛碑》、《张迁碑》转为《夏承碑》，因《夏承碑》“其隶法时时有篆籀笔意”，故谭先生在作隶书（图3）时，篆籀笔意自然融入其中，结体以《夏承碑》字立形，起止转折随体势而变，用笔方中见圆、圆中有方，突出蚕头燕尾的隶书特征，结字既有《张迁碑》的稚拙朴茂，又有《乙瑛碑》的端庄匀实，给人以圆润奇丽，活泼端庄之感，完全凸现汉隶古法与自我表现的完美结合。谭仲秦先生擅篆刻。据《烬余斋文存》中记载，少年时代家父谭以大亦好篆刻，十分欣赏万州刘纪山（名家谟）的印刻，特将刘纪三《汉印临存》拓本和“觅借原石，红印数本”赐给她临刻，在其父指导下，每日临刻不辍。父亲又常以格言隽语命其镌之，久之印作磊磊满匣。由此可见她于篆刻颇下过一番苦功。现存《不失其赤斋印谱》二册，为其学生史宗华收藏。二册印谱存印60余方，册中佳作不少。观其印刻（见《谭仲秦篆刻选》），配篆简净和谐，线条刚健圆润，印面清雅秀丽。如“仲秦”朱文印，线条细如发丝，而刚健圆润；二字布满印面，而神气不散，可见功夫之深。朱文印“桃花马上请长缨”，白文印“我与秦良玉同里”、“西沱谭氏”等都是上乘之作。谭仲秦先生亦擅行、楷，其行、楷承元、明人笔意。小楷结体妍媚舒展，笔法劲健圆畅。行书婀娜秀丽，瘦劲清雅。

谭仲秦先生于书法篆刻学古而不泥古，总有自己的神韵和面貌，在我们观赏她的作品时，不难发现，其书、刻精妙之处往往是在传统基础上的自我表现，这和她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以及游遍大江南北的阅历分不开的。

人无完人，金无赤足。作为一名诗人、书法篆刻家，谭仲秦先生诗词、书艺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没能得以充分展示。晚年窘迫的生活环境，阻塞了她书法篆刻艺术的全面发展，她的行、楷书和篆刻水平也没能达到更高的境界，部分诗词作品仍停留在旧文人风花秋月的吟咏唱和。但是作为一名女性，无疑她是难能可贵的。诗人、书法篆刻家的桂冠，对于她受之无愧。历史应该给予她作出公正的评价。

贺桂，字秋安，号竹隐居士，其所居名“竹隐楼”，亦号竹隐，清道光年间莲花厅（今江西莲花县）人。龙有珠知县妻，工书法诗词，善鼓琴，尤精篆刻和治印，喜寻古，有竹隐楼诗草。　

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永新人物传》中有如下记载（但未提及篆刻）：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五月，贺桂诞生在书香门第。父亲贺士昌，万历戊午（1618年）科举人，初任浮梁县教谕，后任安徽滁州太守，为人方正慈祥，讲究大节，可与人共患难，滁州人称他为贺佛。贺桂从小随父生活，4岁开始念书。她爱读书，记忆能力、理解能力都很强，而父亲又积书甚富，读之读之，渐有书生的气派。深得父母的宠爱。父亲见其诵读数年，才思显露，感叹地说：“可惜这孩子是个女的。” 

贺桂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吟诗、填词、画画、弹琴、刺绣、吹笛，样样都会。15岁，许配给后来在攸县做知县的龙有珠为妻。明末兵乱，夫妻偕隐于老家——今属江西莲花的龙溪，架小楼，取名“竹隐”。正如她自己在《竹隐楼遗草》自序中写的：结婚以后，自以为“文事已离，愚根深植，”不再弄墨舞笔了，没料到“聪明苦送，诗债索酬”，只得“丑妇效颦”，尾随了“李杜储王”，“学步微吟”。吟着，写着，“文心徐引”，“韵事多磨”，“见解渐兴，悲欢自定”。天长日久，“累韵成帙”。

她的诗，主要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或奔窜流离，宿林烟而披石露；及幽居闲眺，补茅屋而倚梅花。胥动愁思，并增俚句，至于闲翻棋谱，静理琴言，横伊笛于高楼，吹洞萧于幽竹，感公孙之舞剑，学右军之笼鹅”，“情牵墨雨”，“顾影自怜”。所以“多孤清之调”，有清幽婉雅的风格。如《山居》：“枝头群鸟去，影远声犹迩。石路通幽溪，屋中穿流水。长风竹桃集，浅雾山根起。松影侵几案，虚声清心耳。挥尘指清镜，影立山光里。：此类触景生情之作很多，如《春闺》、《春怨》、《闻莺》、《燕巢》等等都是。 

春去秋来，荣枯交潜，久而久之，伤感之情，油然产生。他在《夏日途中》吟写：“野径花黄景似秋，长河风起水生愁。斜阳映处波行急，云影天光俱倒流。”《山中感情》一诗，更鲜明地提出人生在世间，不要与百卉争艳，而要学习松柏的挺拔与长青：“人生天地间，譬如桃与李，百卉争艳后，渐随秋草萎。何不学松柏，劲节难与比。” 

贺桂最大的憾事是“恨列裙钗”，她恨不得改头换面，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去奔赴国难。《独漉篇》就表现出这种情趣。“独漉、独漉，剑埋于狱，其气于天，不同一割（一解）；死伤于虎，为虎之伥，虎中于机，伥且叹望（二解）；乌贼喷墨，以为身窟，巧莫之若，终死于墨（三解）；众鸟呼山，清浊各别，谁欲戈鸟，莫中清洁（四解）。”崇祯年间知庐陵县事的于藻为《竹隐楼遗草》所作序言说：“《独漉篇》感怀诸作，情出乎烈士，尤奇。非复妇人语，而何其相似也。昔曹大家东征过蒲过萍蒲城，慨然想仲运了之威神”。

贺桂所存的词曲，情趣类同，却别有一番风味。如《七夕》（调寄如梦令）：“芦白柑青风瘦，又是穿针时候。若使风波生，未必鹊桥依旧。知否、知否，星在微云光漏。”又如《题淡墨山水》（调寄如梦令）：“绿树阴阴遍野，莫辨深春浅夏。一水隔茅亭，人立断桥饮马。诗画、诗画，久看合来如乍。”又如：《雪夜》（调寄西江月）：”绣幕湘帘都卷，六花飞入几砚。今宵何事更迟眠，梅人画图堪羡。漫道严寒较浅，风住暖回玉面。芳心应道梦魂传，空把门儿深掩。”于藻赞它“婉雅，意气秀拔”，“逼李易安、朱淑真，真固人所共知”。 

同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贺贻孙为《竹隐楼遗草》作序云：“竹隐遗诗者，族兄滁州守公女所作也。及笄时，已有咏雪之风，迨归明经龙公，专意为诗。其诗颖秀庄重，久之盈笥。” 
贺桂与丈夫在隐居故乡的日子里，除了吟诗，填词，就是全身心地扑在教子成才上。儿子龙科宝，博学，有文行，康熙八年乡试中举，这应归功于自幼母教有方。贺桂有关心儿子的一切，自己吟诗填词，也让儿子“亦步亦趋”。母子情谊非常深厚，如其诗《科儿公车北上赋此寄怀》就是为儿子北上做官写的：“金鞭续梦月初低，石路霜沉滑马蹄。丝冷轻裘风面面，竹连古驿雾迷迷。匏尊润酒分童仆，土屋开扉见犬鸡。革尽寒威春到眼，木荣迟早听莺啼。” 

贺桂的晚年，诗律益细，精神也更为超越。信奉佛教，礼诵不辍，“暇取半幅纸，作《大士浮海像》，海潮怒立，鱼龙变眩，大士趺坐其间，铢衣绀髻，妙相光明，令人因敬生悟”，借以“乐”度天年。她殁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三月初九日，享年61岁。

儿子科宝，是名孝子，母亲死，常抱着母亲的作品哭泣。母亲的画保存不多，他便把诗结集，重新付印。他认为母亲的诗存下来了，就像画也存下来了，也像母亲还活着。

虽然篆印难寻，但网上常见有贺桂铭的壶

　民国十九年（1930年），刘淑度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女师大附中、河北省遵化五中各工作了一个学期。因她父亲病故，办完丧事后，在家赋闲时，刘淑度的老同学、郑振铎的夫人高君箴来找她。邀请刘淑度协助郑振铎编写《中国文学史》、《绘画史》等书稿。 

　　郑振铎除自己编写《中国文学史》外，还与鲁迅先生合作编排《北平笺谱》。刘淑度为《北平笺谱》的编辑也出过力，帮助找资料，联系印刷等杂事。 

　　由于郑振铎家经常有文化界名流鲁迅、巴金、俞平伯、谢冰心、容庚、顾颉刚、郭绍虞、容肇祖、许地山、朱自清等人来访，所以，刘淑度跟这些人也很熟。并且有时为他们刻名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一天，郑振铎对刘淑度说：“鲁迅先生希望你刻个章”。刘淑度说：“我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鲁迅先生正在女师大任教，他虽然不教我们，但我经常去听他的课。他是我的老师，我一定刻好。”刘淑度精心挑选了两方白寿山石，一方刻成了白文“鲁迅”，另一方刻成朱文“旅隼”。刘淑度精工细刻，刻完后还特意拿给她老师齐白石看看。齐白石对“鲁迅”这方章比较满意，说刻得好。对“旅隼”这方章的“旅”字，他说结构安排得不好。后来，刘淑度又将这两方章请贺孔才先生看，贺孔才的意见基本与齐白石一样。刘淑度听取了她老师和贺孔才先生的意见后，准备将“旅隼”这方章磨去重新刻时，郑振铎先生找刘淑度要章。因为他要同茅盾先生去上海（当时鲁迅在上海）顺便给鲁迅带去。刘淑度说：“这两方章都拿给老师看了，他说‘旅隼的旅字结构安排得不好’，我准备磨去重刻。”郑振铎对刘淑度说：“我看很好，不用重刻了。”就拿走了。因此，刘淑度就没刻边款，所以给后来北京鲁迅博物馆添了不少麻烦。 

　　刘淑度除了给鲁迅先生刻章外，还为郑振铎、冰心、俞平伯、郭绍虞、顾颉刚、许地山等人刻过章。  
  

阴凤华，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首届国际篆刻展、第二届国际篆刻展、中日篆刻家作品交流展、中日第三届妇女书法展、第三届中国妇女书法展、第七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首届中国书法艺术节全国百家精品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