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孝寺位于广州市区，始建于东晋隆安时期（397－401），是岭南年代最古、规模最大的名刹。民谚有“未有羊城，先有光孝”。虞仲翔祠及碑则建于清代嘉庆十六年（1811）。现祠与碑皆毁。虞翻字仲翔（164－233）三国吴时浙江余姚人。虞精于经学，因犯孙权，被谪戌广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达数百人。”后孙权有所悔悟，下达如虞翻在世，给他人员及船只还都。如亡，送丧还乡，让他儿子做官旨意。但此时虞翻已逝。
    碑文作者曾燠，字庶蕃，号宾谷，江西南城人，乾隆进士。书者伊秉绶。伊墨迹存世尚多，但少长篇巨制。此碑原石不存，流传不广，但字数甚多，且为伊氏精心之作，有志于学习伊书者，于此碑细细揣摸，当大有衬裨益。

    伊秉绶，清乾隆十九年——嘉庆二十年（ 1754-1815 ），号墨卿、默庵。福建汀洲人，故人又称“伊汀洲”。其父伊朝栋，乾隆三十四年（ 1769 ）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御史、光禄寺卿。史称伊秉绶“通程朱理学，幼秉庭训，从师阴承方，讲求立心行己之学。”后受大学士朱珪的常识与纪晓岚的器重，拜纪为师，又拜当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刘墉为师学书法。伊秉绶为乾隆五十四年（ 1789 ）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后擢员外郎。嘉庆四年（ 1799 ）出任广东惠州知府，因与其直属长官、两广总督吉庆发生争执，被谪戍军台，诏雪后又升为扬州知府。在任期间，以“廉吏善政”著称。嘉庆七年（ 1802 ），伊秉绶 54 岁时，因父病死，去官奉棺回乡，扬州数万市民泣泪送别。伊秉绶本人于 1815 年去世，时年 62 岁。之后扬州人为仰慕其遗德，在当地“三贤祠”（祀欧阳修、苏轼、王士祯三人之祠）中并祀伊秉绶，改称“四贤祠”。
　　伊秉绶生前善书，兼喜绘画、篆刻，亦工诗文。《清史列传》谓：“秉绶工八分隶。”《国朝先正事略》谓其“隶书愈大愈见其佳，有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南伊北邓”，又与桂馥齐名。以其“隶书超绝古格，在清季书坛放一异彩”而被后人瞩目，评价甚高。清《昭代尺牍小传》谓“墨卿书似李西涯，尤精古隶，独不喜赵文敏，盖不以其书也。”焦循《雕菰楼集》谓“公之起居言笑，蔼然君子儒也。时濡墨作隶书，如汉魏人旧迹。”赵光《退庵随笔》谓：“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遥接汉隶真传。墨卿能脱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蒋宝龄《墨林今话》谓：“（伊秉绶）尤以篆隶名当代，秀劲古媚，独创一家，楷书亦入颜平原之室。”何绍基《东洲草堂诗抄》赞伊秉绶：“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墨如漆楮如简。行草亦无唐后法，悬崖溜雨弛荒藓。不将俗书薄文清，觑破天真关道眼。”包世臣《艺舟双楫》谓：“余初识宁化伊墨卿太守秉绶于袁浦。墨卿，刘诸城之弟子也。因曾问诸城法，太守曰：‘吾师授法曰：指不死则画不活。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与食指作圆圈，即古龙精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对食指者，则形成凤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传也。”王椒畦诗曰：“墨卿作书亦如画，笔墨之外能通神。”杨守敬《学书迩言》谓：“墨卿八分书根柢汉人，行书学李西涯，尤为超妙。”向燊说：“墨卿楷书法《程哲碑》，行书法李西涯，隶书则直入汉人之室。即邓完白亦逊其醇古，他更无论矣。”李宣龚云：“汀洲书法出入秦汉，微时所作篆隶有独到之处。即其行楷，虽发源于山阴、平原，而兼收博取，自抒新意，金石之气，亦复盎然纸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近人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谓：“世皆称伊汀洲之隶，以其古拙也。然拙诚有之，古则未能。独其以隶笔作行书，遂入鲁公之室。”沙孟海说：“伊秉绶是隶书正宗，康有为说他集分书之大成，很对。其实，他的作品无体不佳，落笔就和别人分出仙凡的境界。”
　　其传世的主要墨迹见于《默庵集锦》， 1971 年台湾大众书局出版有《清伊秉绶作品集》， 1984 年 10 月上海书店出版了《伊秉绶隶书墨迹选》。虽然他四体俱能，但以隶书为最。其隶书为汉碑中雄伟古朴的一类。仅在上海书店出版的《隶书墨迹选》中即收有其临写的《裴岑》、《韩仁铭》、《尹宙碑》、《孔宙碑》、《张迁碑》、《衡方碑》等。尤其得力于《衡方碑》，据伊秉绶《留春草堂诗抄》可知他临写《衡方碑》多达百遍。融先秦篆籀、汉魏砖瓦及颜体气象于一炉，而自成一家。
　　其隶书对联传世者甚多，如嘉庆三年（ 1798 ）书写的三言联“志于道，时乃功。”嘉庆四年（ 1799 ）书写五言联“清光宜对竹，闲雅胜闻琴。”嘉庆八年（ 1803 ）书写的五言联“政声韩吏部，经义董江都。”嘉庆九年（ 1804 ）书写的五言联“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嘉庆十年（ 1805 ）书写的四言联“变化气质，陶冶性灵。”（以上见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 ·伊秉绶的书法艺术》）。又首都博物馆收藏、刊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五言联“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和赠诒元九兄世讲联“崇情苻远迹，精理亦道心”，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的七言联“三千余年上下古，一十七家文字奇”等。
　　除对联外，其传世的隶书作品还有刊于日本《综合书道大辞典》的《晋书刘毅传句轴》，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的《魏舒传语轴》，日本京都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的《节临汉衡方碑》。仲春初六夜宋梅生仪部斋中听雨墨纸本册页
　　从其诸联中可以看到，古今评者所谓其善写隶书大字“愈大愈壮，气势恢宏”的特点比较明显，评其诸隶书作品多有“方严、奇肆、宽博、恣纵”的特点。评者又誉其书法：“中锋行笔，藏头护尾，法度森然”、“笔画粗细大致均匀，圆润率直，古趣盎然”、“笔力雄健，秀挺清劲”、“精壮古拙，横平竖直”、“仪态敦厚，骨气洞达”、“格调高雅，饶有神韵”、“古茂浑朴，空灵逸宕”、“富有金石气、庙堂气”等等。
　　其传世的行书作品有《节临唐宋人书屏》十二行，共一百二十八字，上海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临柳公权尺牍轴》，书于嘉庆三年（ 1798），四行共八十六字，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自书诗册》，六行共四十一字，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七绝诗轴》，六行共四十五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行书老子语轴》，三行共十作字，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又《中国书法今鉴》收入了《南园先生行书杜诗册》，民国二十年（1931）震亚图书局据瓶斋主人藏墨迹影印。
　　伊秉绶生前曾临写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等人的小楷，颜真卿的大楷，及《兰亭序》等，打下了其行楷基础。在嘉庆三年所书的行书作品“绝无人到处”已始见其独特风貌。到嘉庆十年所书的行楷对联“立脚怕随流水转，居心学到古人难”已形成他“古拙逸宕，姿态横生”的书风。评者谓其行楷亦能“兼收博取，自抒新意”、“行笔以隶法为之”、“篆籀金石气溢于字里行间”、“遒劲妍美，收纵自如，极具个性”、“多得鲁公遗韵，骨力内含”。
　　评者谓其行书“笔笔中锋，不露圭角，蕴含凝重，行笔无不如意。”是与他平日苦苦练笔分不开的。据谢章铤《睹棋山庄词话》载：“墨卿每朝起学笔画数十百圈，自小累大，至匀圆为度。盖谓能是，则作书腕自健。”评其《节临唐宋人书屏》四条中第一屏（行楷）“工稳齐整、端庄大方”，“凝敛宽博”，“沉稳中见洒脱，断而不离、和而不流”，“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评其四条屏中的第二屏（行草书）是典型的碑帖结合的代表作，“既能恣意纵横，外柔内刚，又显得潇洒飘逸，随意自然，体现了他为人正直与较豁达的性格。”评其《临柳公权尺牍轴》：“既有雄厚刚健的笔调，又有灵动朴茂之趣。”评者又认为：“从整体看来，其行书神貌颜体居多，又有杨凝式、林和靖、董香光的遗风，不愧为清中期书坛的大家。”

延伸阅读
大智若愚伊秉绶

    伊秉绶的古穆格调构成了清代篆隶书成就的最高峰。他的成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慢条斯理的气氛中，他完成了前人梦寐以求几百年而达不到的境界。气势磅礴应该是一泻千里、叱咤风云的；以他的恢宏大度的效果与麻木不仁的技巧情态相比，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掺合。
    即使这种掺合已经取得众所周知的成果；但就在面对成果时我们还是将信将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魔法在作怪：金农的漆书虽然古拙，仍掩饰不了它的装饰习气，但这显然是清代人所能取得的最理想结局。伊秉绶何许人也，竟如此法力无边？颜真卿的浑朴应该是他的远源，但也仅仅是远源而已。与颜书丰富的提按用笔相比，伊秉绶简直可以说是对线条变化熟视无睹。
    发掘空间构架的奥秘，我以为这是伊秉绶成功的一把金钥匙。但他仍然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汉唐书法中，空间构架的存在与节律起伏相同步，欧阳询、柳公权已经启示我们它的成功面。在线条获得独立意识之后，书家们不约而同地对它报以垂青而只把结构看成是一种表现媒介；伊秉绶显然看准了这个契机，在冷眼旁观反复盘算多时之后，他义无反顾地瞄准了自己的目标：表现空间美的纯粹性。利用错落有致、参差相间的线条并列方式来表达空间的理性美。当然，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忘记和舍弃线条美的一面；只不过为了服从既定目标，他有意削弱线条的节律——顿挫提按的弹性，而准确地捕捉住中锋美的线条本质，他的线条无不圆润丰厚、有立体感，屡为后人敬叹；便是这种捕捉成功的显著标志。   
    故尔他选择了隶书这一表现形式。在线条坚实浑朴方面他远胜于金冬心的峭利更有别于邓石如的流动；而在结构方面他又展开了空间、空白配置的全部魅力；因此伊秉绶无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像一个忠厚老成但并不懦弱的托孤老臣，端服危坐，不动声色，但一切世态变化都已尽收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