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土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但是，臣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小人喜爱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财物。在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彼此勾结形成朋党，这种朋党却是虚伪的。等到他们有利可图时，就会争先恐后抢在前头，等到无利可图就会彼此疏远，甚至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有所顾及。所以，臣以为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成为朋党则是虚伪的。君子则不是这样。他们所坚持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与节操。用这种思想来修养身心，就能彼此坚守相同的道义并且互相取长补短；用这种思想来治理国家，就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结成的朋党。所以，作为君主应该斥退小人结成的虚伪朋党，进而任用君子所结成的真正朋党，这样，天下才可大治太平。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一朋党，君子八元、八恺共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虞舜辅佐唐尧，逐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唐尧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后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一起在朝廷之上为官，彼此尊重，互相谦让，共计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虞舜都信任他们，天下也因此得以大治太平。《书经》上说：“纣王有臣子亿万，便有亿万条心；周有臣三千，却只有一颗心。”纣王的时候，亿万臣子各怀各心，可说是没有结为朋党了，然而纣王却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子结成了一个大朋党，周朝却因此而振兴起来。后汉献帝时，天下所有名士几乎都被看成党人而遭逮捕囚禁，直到黄巾军起义，汉室大乱，这才悔悟，完全解除并释放了所谓的囚禁党人，可局面已经无法挽救后汉的混乱局面。唐朝末年，又逐渐兴起朋党的论调，到昭宗时代，在朝名土都被斩杀，有的还被投入黄河，说是“这些人自称‘清流’，可以投他们到‘浊流’里”。然而唐朝却也即随灭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够让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成朋党的，莫过于纣王；能够禁止贤能的人结为朋党的，莫过于汉献帝；能够杀光“清流”朋党的，莫过于唐昭宗时代。却都因此招致动乱而亡国。而彼此尊重、谦逊退让而且自信不疑的，莫过于虞舜时的二十二臣子；虞舜也不怀疑他们并且都予以重用。因此后代的人并不讥讽虞舜被二十二人结成的朋党所欺骗，反而称赞虞舜是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辨识君子和小人啊。周武王时代，倡导他的国家三千臣子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从人数之多与规模之大都莫过于周朝，可是周朝却因此而兴盛，而贤人虽多却也总觉得还不够满足啊。

       唉，这些治乱兴亡的史迹，做为君王的都是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