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纪念当中的两种战记（1）

——读《荻岛静夫日记》和丘东平《向敌人的腹背进军》

                     岚山出家人

    一．前言

又到了一个“七七”。在这十年间的抗战纪念里，有两种出自士兵之手的战记，一种是侵华日军士兵荻岛静夫的“阵中日记”，另一种是抵抗侵略的新四军战士丘东平的战地报告文学，前者的中译本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即200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荻岛静夫日记》，后者影印本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前夜，也就是今年201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书名为《向敌人的腹背进军》。作为抗战纪念出版物，两种战记的主要区别，倒不仅仅是它们分别出自交战双方士兵之手，显现着军人特有的敌对立场，也不仅仅是有着前后十年的出版间隔和完全不同的文本形态——汉译本和原汁原味保留当年形态的影印本，而是两者之间历史待遇和史证价值所存在的天壤之别。

二．一场国际玩笑

《荻岛静夫日记》是2005年国家重点出版物，其之所以能成为重点，是由于日记日文原本在当年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日记原本之所以能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因为“这是首次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日军士兵的日记”，于是乎伴随着这本日军士兵日记的出版，国家文物局负责近代文物鉴定的“大佬们”（媒体用语）和收藏者一起纷纷登场，讲述着他们是如何找到并鉴定出这个宝贝，媒体上更是一番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出版宣传。如果要找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庆典当中的最热闹的事件，那么“一级文物的鉴定”和中译本出版，肯定是那一年的其中之一。只要以“一个日军士兵的日记”或“荻岛静夫日记”去检索那一年的报道，变可一目了然。

为什么一个侵华日本兵的日记会被指定成“国家一级文物”？这本身不就是显而易见的道义硬伤吗？国家文物局甘冒遭受道义重创的危险将其指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家出版重镇——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甘冒同样的风险将其作为当年的国家重点出版物，显然看重的是日记的史证价值，是想通过它来证史，来证实日本的侵略和中国抵抗的历史。这动机并不坏，只是把侵略者的日记手稿上升为与秦始皇兵马俑故宫博物院万里长城等同样级别的“国家一级文物”，会让人产生极大的“违和感”。但在强大的国家意志面前，我等庶民的感受，向来可忽略不计，这里也就不必再去追究了。因为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件文物的史证工作做得到底怎样？

翻检旧杂志才知道，不论是出版还是文物鉴定，日记所呈现的史证水平都同样糟糕。学者钱里月当年的两篇文章，即《证，就要证得准，证得实——读书献疑》（北京三联书店《读书》杂志，2006年第2期，第157-166页，以下简称“第2期”）和《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的流传》（同上，2006年第7期，第158-166页，以下简称“第7期”）提供了这方面的实际检证。

首先是作为中译本的译文问题，对此钱文指出：“除了漏译、误译之外，值得商榷之处几乎遍布全篇，倘若是日语专业学生的翻译习作，那么能否及格，也全要看先生是严是松，能否手下留情了吧。”（第2期第165页）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完全靠不住的译本，根本无法承担史证的重任。然而更糟糕的是，后来韩国出的韩文版和台湾出版的繁体字版竟都是基于这个漏洞百出的汉译本。

其次，更加吊诡的是，这套号称首次在中国被发现的侵华日军士兵日记手稿，这套基于这一理由而被国家文物局破格提升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手稿，在其汉译本出版的十七年前，竟已经在日本被整理出版过。钱里月说他为此“头脑发生混乱”！兹引一段如下：

 “怎么会呢？” ——看到出版物原件，笔者简直不能相信，一套“1950年起保留在中国”，当然也是“在中国被发现”，并且已经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又以中文版的形式“首次出版”的日本兵日记手稿，在距今十几年前就已经在日本出版过！ 这是一套十六开本红色硬壳的精装书，分上、中、下三卷题目叫《追憶の視線》（可直译为《追忆的视线》）其出版信息为：田中常雄（恒夫），有限会社オールプライニング，平成元年—— 1989年7月10日出版发行，页码数为上卷471页，中卷274页，下卷297页，定价二万日元。 现在，这套书就摆在笔者的案头。“荻岛静夫日记”以“阵中日记”为题收在下卷第71-274页。由于是在日本本国出版，当然是地地道道的日文版，日记内容无需翻译，编者只需把日文手稿文字检读出来再变成铅字就可以了。因此，应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和荻岛静夫日记手稿内容最为接近的出版物了。 而且，荻岛静夫“阵中日记”作为史料，已经进入了知识的生产过程，开始出现在一些日本学者的专著和论文当中。就是说，“荻岛静夫日记”在日本不仅有，而且也正在被使用。 《追忆的视线》中的“阵中日记”的底本，当然是来自地荻岛静夫的日记手稿，据编者言，手稿原物直接借自荻岛家族，而在下卷第72页还附有7本日记本的照片，即为手稿的保存形态。（第7期第160-161页）

 学者钱里月当年的惊讶可以理解，但在十年后的现在，历练了种种“假”以后，谁还会对此感到惊讶！无非是几个文物商人，把从日本弄到手的日记手稿，包装成了“在中国被首次发现”，再花重金请来那些国家文物局大佬们鉴定，然后再由国家重量级出版社出版它的汉译本……从而把一次重大的国家纪念活动演绎成一场巨大的国际玩笑，致使这个国家蒙羞。其所暴露的严重问题，正如钱里月当年所质问的那样：我们有面对历史的能力吗？

十年过去了，国家文物局尚未对“国家一级文物”的神鉴定给出一种说法，翻译者也没为自己的出神入化的滥译出来订正，人民文学出版社更没为“国家重点出版物”的神出版给出一种交代。那些打着“国家”招牌的机构或个人，没有一个出来为损害国家尊严的行为向公众道歉！而其所留下的恶劣影响却到处彰显。前一段媒体和公众开始对“抗日神剧”大加挞伐，但试想一下，既然在国家知识精英层面上有抗战文物的“神鉴定”，并且配合着“神译本”和“神出版”，轰轰烈烈地涌现出那些脑洞大开的“抗日神剧”不是顺理成章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