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出头的时候，和母亲一起去过一次外地。不写具体在哪儿，是为了免去地域之争的麻烦。

    火车到的时候才是清晨，车少，等出租的队伍排了十几米 ，这时身边突然走过两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儿。与其说走，不如说挤。队伍的两侧都有围栏，本来就窄，两个人居然大摇大摆的插队，甚至连句“劳驾，借过”都没有。

    前进的路上，两个人使劲的嗑着瓜子。之所以用使劲，是我找不到再次之外，还能形容”发出巨大的声音并努力的吐出瓜子皮“的样子了。

    没有人吭声，但我还是说话了：“你们俩，回去，队是这么排的么？”两个小伙儿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我。“看什么看？不知道怎么排队是么？”我放大了音量。

    母亲拉着我，用打圆场的方式说：“好了，好了。”我没有理会，愤怒的回瞪着两个人。

    两个小伙儿对看了一眼，没有说话，走回到队尾，我有种胜利的感觉。

    出租车上，母亲一言不发。开了五分钟后，突然对司机说：“师傅，过了前边红绿灯麻烦您靠边停一下。”但车停后，母亲却什么都没有做。十几秒后她说：”好了，可以走了，前边您左转换条路吧。“

    后来母亲告诉我，两个小伙子上了我们身后的车，一直在跟着。

    还记得当时的感受：脑袋嗡的一下，然后脸红了。

    我意识到冲动（无论原因是什么）给家人带来的隐性伤害。的确，看起来维持了公共秩序，但没有用最妥善的方式处理。用眼下的话，这是“埋了雷”，而这颗雷可能对家人和自己造成的伤害，是自己根本无法承受的。

    后来。

    几年后，同一个出租车候车点，下午。我一个人，拖着箱子，看着凌乱的”队伍“，有的人在排队，有的人越过人群直接冲向后排的出租车。尝试着排了一会儿队，但插队的人络绎不绝，我意识到这样下去即使天黑也没机会打上车了，也终于理解了那两个小伙子为什么插得如此心安理得。

    这一次我走向了旁边写着”出租车管理“的小亭子，里边有个带着红袖标的人是这样回答我的：”我们不管出租车，排队的事儿我们不管。“”哪谁管排队？“”那我就不知道了。“红袖标吃着泡面，没有抬眼看我。

    不知道为什么，在郜林事件发生后，我突然想起了这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