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浙江出土文物的考证，越国时期铸造的青铜器上，很早就使用金文。受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浙江出土的鼎、釜、钺、铙、盘、盦、簋、盉等青铜器，制作精致、造型美观、纹饰瑰丽、工艺先进，并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青铜器上镌刻着精美文字和图案，充分说明这个时期的文化发达，篆体文字已经普遍在兵器、礼器、容器、玺印等物体上使用。货币是国家的命脉，作为越国时期使用的称量货币，遗憾的是却没有在青铜块上留下任何的文字。

   （4）青铜块的质地均匀、坚固耐磨，可以任意进行分割成规格不一的块状物体，便于称量计重，不容易腐蚀，既能够原料，又可以充当货币。但是，青铜块没有基本的形制，也没有固定的形状。而此时的中原货币已经从金属称量货币进入了金属铸币的时期，虽然处于长江流域下游的越国比较落后，与中原各地的经济、文化和手工业等有一定距离。同样，其货币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当吴越国正在使用青铜块货币的时候，而在中原地区、甚至与吴越国邻近的楚国，都已经在流通使用金属铸币了。

   （5）舟山的历史悠久，据考证早在5000年前就有先民在岛上开荒辟野，捕捞海鱼，生息繁衍，开始从事农业和渔盐生产。1978年9月，在定海区马岙唐家墩出土有长条形有段石锛、圆锥扁身石镞、石斧、石犁等打磨工具，鱼鳍形鼎足及小口腹釜、夹炭黑陶、纺轮等，纹饰以素面为主，也有绳纹、弦纹和划纹，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猪骨、鹿骨、贝壳以及内壁带有稻谷残痕和米粥糊的陶片，从而确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相当于河姆渡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余年。遗址面积达14万平方米，其中新石器时期的遗址12处，商周时期遗址8处，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几座土墩墓至今尚未挖掘。史载吴越时期吴王夫差兵败被俘后，一度流放来舟山。解放以后，舟山曾经发现过块状青铜，然而，因非科学考古，对此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论证 ⒇。

   （6）3000多年前的浙江已经开始炼铜并铸造青铜器皿，尤其是兵器的铸造工艺和技术已经领先国内，青铜块作为青铜器的制造原料，无疑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吴越两国之间战争频繁，贵族和殷商富户在战乱之际，把青铜块作为财富进行储藏，也不失为是民间的一种保值的手段。

   （7）曾经有学者称，如果将青铜块视作称量货币来对待，那么，我们的先民在实际使用中，应该借助一种类似于天平、或者砝码一样的称具，以便于将大小不同的青铜块进行称量计算。楚国使用“郢爰”等作为称量货币，使用称量的器具来计重，这种块状的金版，在使用中因为重量的需要，必须用利器进行凿切。因此，在一些出土的“郢爰”中，都留下凿切过的痕迹。

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中，各地有百余座楚墓陆续出土过天平和砝码等实物。而在越国乃至吴国，在几千座已经发掘的古墓中，的确，无一座墓出土过可以作为称量的器具。一直到1994年4月，江苏宜兴市郊区溪隐村龙背山古墓墓葬，出土一套8件环形铜权，铜权的重量分别为1.35、2.20、3.55、5.85、13.69、28.72、58.08、120 .98克，总重量为234.42克。根据考证，这套铜环权应为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国的计量秤具，即用于货币称量计重的衡器。虽然，这唯一出土的一套衡器，无法断定其国属，还不能够成为青铜块是吴越国称量货币的结论，但是，即使是吴国的称量衡器，吴越国之间的商业活动频繁，相互交流如此密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出土的这套环形铜权，已经初步地揭示了越国称量货币的神秘面貌（21）。

那么除了青铜块是称量货币的，越国究竟还使用什么东西作为货币？

浙江各地出土的实物货币除金银贵金属外，还应该包括布帛、珠玉等实物。1982年，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玉器49件，玛瑙饰102件，琥珀珠5枚，绿松石珠1003枚，水晶珠13枚，小金饼2件，厚度均为0.21厘米，大者重量11.8克，直径1.8厘米，周边有明显的凿剪痕迹；小者重量为8克，直径1.5厘米，四周圆正，呈铸造时的完整形状。另出土有小金片1件，残长3厘米，宽1.15-2厘米，重量3克。文物工作者认为是越国的称量货币，并推断这类小金饼、小金片可能是两种不同的称量货币。这也是浙江迄今为止出土发现越国墓葬文物最丰富的一次（22）。

《吴越春秋》：“春秋奉币、玉帛、子女以贡献”。因此，在浙江境内出土发现的黄金、珠玉、玛瑙饰、琥珀饰、绿松石珠等，都应该是越国的实物货币形态。

从上论说可以知道，浙江出土的大量青铜块，目前应该定论为越国的称量货币。笔者认为这种块状的青铜，虽然是称量货币，同时也是一种高等级的青铜铸造原料。所谓高等级的铸造原料，就是已经经过初级加工，其原料的纯度比较高。这也是作为财富被古代人们广泛贮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仿戈形青铜器

    1999年11月27日，浙江省钱币学会曾经在绍兴召开“越国青铜戈币学术研讨会”，笔者也得机会参加这次会议。此前，虽然获悉浙江绍兴多次出土仿戈形青铜器的情况，但是，对于这一新发现的器物始终理解不足，故未能够发表观点。时隔5年，有不少研究者陆续撰写了文稿，加深了对此的认识，似乎对这种仿戈形的青铜器可以定为越国的“戈币”了。本人认为尚未到下结论的时候。为此，再次论述如下。

    （一）关于仿戈形器出土概况：

   （1）1986年7月18日，绍兴市禹陵乡姜良村村民梁张仁等人，在市区塔山村大空楼（今延安路北侧）水田取土时，在距离地表1.5米处的泥炭层中，发现仿戈形青铜器1枚。通长110毫米，厚0.9毫米，重量6.8克，同处伴随着有大量的印纹红陶碎片、泥质灰陶陶器、陶片以及零星木片等。据现场施工的民工推测，该处似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处制陶工场（23）。

   （2）1994年9月底，绍兴市禹陵乡江口岭村村民金云海、孙阿森等人，在城东新区江口岭村南面的涂山路南侧铺设排污管道挖沟时，从距离地表1.7米左右泥炭层深处挖出的泥土中，发现一批仿戈形青铜器。这些“戈币”叠放在一起，经过清洗剥离后，发现共有20余枚，当时由于村民不识此为何物，曾经拗断数枚，见断面呈红铜色，遂带回家中，尚存9枚，后被钱币爱好者收藏。标准者通长83毫米，厚0.36毫米，重量1.45克（图1）（24）。

   （3）1995年8月10日，绍兴市上蒋乡西宝村民金根法等人，在市区中兴路南段东侧挖排污沟时，在宁家台门门口距离地表3米深处，从铲挖机斗里的泥土中发现一批黏结成团的“戈币”，经过清洗处理共计有7枚，品相完好。其中最长一枚通长97.5毫米，厚0.99毫米，重达4.09克（图2）同处出土伴有较多数量的泥质灰陶残片、柴草、木头等遗物（25）。

   （4）1995年11月，绍兴市城东乡一高姓废品收购站，收入本地人投售的一批青铜“戈币”，重量共计11公斤。经过清理、拣选共发现完整者400余枚，其余均已断残。根据绍兴市钱币学会对实物的测定，其中最长的一枚通长144毫米，厚0.99毫米，重量10.8克（26）。

（5）1995年，笔者在绍兴史海平先生的帮助下，收集到8枚青铜仿戈形器，其中中型3枚，分别为通长97毫米，厚1毫米，重量4.4克（图3）；通长114毫米，厚0.95毫米，重量5.3克（图4）；通长87毫米，厚0.95毫米，重量4.3克（图5）；大型1枚，出土时尾部已经残损，通长130毫米，厚1毫米，重量9.6克（图6）。

（二）对仿戈形青铜器的分析：

浙江近年出土的大量仿戈形青铜器，引起了诸多钱币界专家的关注。对于这些器物目前有三种观点。一认为是越国的军队使用的一种兵器----飞镖；二认为是金属铸币----即“戈币”； 三认为是越国的陪葬品----即戈形“冥币”。

（1）仿戈形青铜器不是兵器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军队已经普遍使用戈形兵器。在浙江境内出土的文物中，也有一种被称作“棘”的戈形兵器，这是越国步兵和水军最常用的轻兵器。而仿戈形青铜器的重量非常轻，已知现存特大型组最重的一枚约为11克，最轻6.5克，平均重量为9.57克；中型组最重的一枚5.28克，最轻3.18克，平均重量为3.86克；小型组最重的一枚4.61克，最轻2.36克，平均重量为仅3.33克。如果将它作为飞镖一类的兵器使用，不但重量太轻，而且强度不够，根本无法在实战中应用。一枚重量仅仅10余克的仿戈形青铜器，加速度下所产生的能量有多大？能够投掷的距离有多远？因此，仿戈形青铜器作为兵器是不现实的，它不可能作为兵器使用。

    （2）仿戈形青铜器也不是货币

    我们知道作为货币有五项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国际货币。

对照货币的五项职能，货币必须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两种最基本的职能，同时携带便利，使用方便。我反复仔细地观察了这种仿戈形青铜器，其制造粗劣，形制轻薄，尖锐锋利；虽然其铸造时，对援作了加强处理，即设计的时候援面增加了两条细筋，但是，由于总的厚度仅有1毫米左右，强度仍然十分低，非常容易折断，人们根本无法携带，更不便流通使用。

    有的人说；晋国的空首布和燕国的针首刀，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从没有人就此提出疑问（27）。可是，事实上晋国的空首布和燕国的针首刀，不但厚实，而且牢固。特别是空首布，虽然足部比较尖锐，但是銎部更厚重，轻易不可能折断。仔细观察仿戈形青铜器的各个部分，几乎没有流通和磨损的痕迹，所有的仿戈形青铜器都是窖藏出土。如果将仿戈形青铜器作为货币来使用，再怎么样还是不方便、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仿戈形青铜器也不是货币。

  （3）仿戈形青铜器疑为越国民间私铸之物

  浙江发现的仿戈形青铜器，大都是以窖藏的方式出现，虽然伴有零星出土，但以窖藏居多，然而无一例是墓葬出土。殷商时期，陪葬的器物以青铜器为多，王公贵族的墓葬中，往往出土几十、乃至几百件的青铜器，当然，普通的老百姓在死后，根本没有条件享受这样的待遇。但是，地处一偶的越国，制造的一种仿戈形青铜器，这种重量轻薄、形制粗劣，代价较低的仿戈形青铜器，怀疑是越国民间制造的东西。这类器物出土总哩不大，出土时以窖藏罐装为多，是否作为“明器”使用，尚有待考证。

  有的学者曾经说，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戈形冥币”主要有两类：一类的含铅量很高，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十件西周戈中，有4件是铅青铜，平均含铅量为23.61%；有的几乎为纯铅；另一类“戈形冥币”大多呈薄片状，质轻，但大小与实用戈相近，即便是小一些，即不会相距太远……(28)。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正是这两点：1、文章中谈到，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出现纯铅戈，而指出其出土地点在河南洛阳、河北邢台、湖南衡阳。我们知道商代时候，上述地区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中心，封建奴隶制度在其各方面都领先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包括殉葬制度；2、文章还提到，另有一种片薄、质轻，形状大小相似于实用戈的“戈形冥币”，出土在山西潞城、湖北松滋等地区……。说明在是商代的墓葬中，戈形兵器（包括以后的剑等）在古代，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陪葬的器物。

  虽然，我们迄今还未能够从越国的墓葬中，直接出土发现仿戈形青铜器，但是并不妨碍认定：仿戈形青铜器是越国民间制造的“明器”这个观点。因为，兵器陪葬的形式从中原传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越国已经从强盛走向衰败----民间铸造的戈形“明器”尚未开始使用，便寿终正寝。这是至今为止仿戈形青铜器没有墓葬出土的原因，也是出土发现数量比较少的原因之一。既然仿戈形青铜器不是币，那么我们也不能够称它们为“冥币”。相信今后随着科学考古工作的发展，这个谜底一定能够揭开。

    三、结  论

综上所述，建国后在浙江各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块，不但是越国的金属称量货币，而且同时使用布帛、珠玉，以及楚国的贝、郢爰等货币。青铜块被作为铸造青铜器的主要原料，同时，作为财富受到人们广泛的珍爱而受到收藏。那种在绍兴等地出土的仿戈形青铜器，不是兵器，不是货币，怀疑是民间陪葬使用的“明器”。至于为什么没有墓葬出土发现？它与货币之间相互有没有联系？还必须等待更多出土文物进行验证，才能够还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注  释：

  （1）徐定水：“浙江永嘉出土的一批青铜器简介”刊《文物》1980年第八期。

  （2）周荣先；“浙江海盐发现吴国青铜块”刊《中国钱币》1985年第四期。

  （3）（5）陈  浩：“建国以来浙江先秦货币的发现和相关问题的探讨”刊《浙江金融·钱币专辑》1986年。

  （4）虞逸仲：“越国究竟使用何种形态货币初探”，刊《宁波市钱币论文集》（总第八集）。

  （6）金祖明、王子芳：“仙居发现窖藏青铜器”，刊《中国文物报》1988年8月12日。

  （7）陈美丽：“从北仑区出土青铜块谈起”，刊《宁波市钱币学会论文集》（总第七集）

  （8）承蒙嘉兴周荣先同志来信告知详细情况。

  （9）（10）边光华：“绍兴发现越国青铜铸币--戈币”，刊《浙江钱币论文集》2000年8月。

  （11）刘  兴：“谈镇江地区出土青铜器的特色”，刊《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第五期。

  （12）镇江博物馆等：“江苏金坛鳖墩西周墓”，刊《考古》1978年第三期。

  （13）徐永年：“对吴国称量货币青铜块的探讨”，刊《中国钱币》1983年第三期。

  （14）周卫荣：“试论中国青铜货币的起源”，刊《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

  （15）周卫荣：“中国早期的称量货币：青铜”，刊《中国钱币论文集》1995年第二期。

  （16）倪士毅：《浙江古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7）《嘉泰会稽志》卷17。

  （18）王士伦：“越国文物散记”，刊《浙江日报》1962年3月4日。

  （19）陈  谦：“越王勾践剑”，刊《光明日报》1973年3月6日。

  （20）盛观熙：“舟山海上丝绸之路货币研究”，2002年未刊稿。

  （21）满荣祥、黄兴南：“宜兴出土吴越国货币称量铜环权”，刊《中国钱币》1996年第二期。

  （22）牟永杭：“绍兴306号越墓刍议”，刊《文物》1984年第一期

      （23）（24）边光华：“绍兴发现越国青铜铸币--戈币”，刊《浙江钱币论文集》2000年8月。

       （25）绍兴文管会：“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84年第一期。

       （26）史海平：“青铜小戈形器是越国货币”，刊《舟山钱币》1996年第二期。

       （27）（28）陈  浩：“试论越国的仿戈青铜铸币”，刊《浙江钱币论文集》2000年8月。

        （本文刊于《梁溪集》-中国钱币研究丛论，新加坡亚洲钱币学会200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