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野秋

知名文化学者。六十年代生于安徽芜湖。1983年进入新闻界，供职于《中国青年报》，曾数次获国家级新闻奖，包括“中国新闻奖”、“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全国现场短新闻一等奖”等新闻界最高奖。

1992年末南下深圳，供职于《深圳特区报》，并创办《影视双周刊》杂志，任副社长、总编辑。后在深圳从事文化战略、文化产业及传媒研究。同时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凤凰影响力》策划人，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客座教授。出版有《胡腔野调》、《冒犯文化》、《作家曰》、《触摸》等著作，并在多家媒体开设个人专栏。

        “野生”文人胡野秋

 一副金丝圆镜片眼镜，一件香云纱古典上装，胡野秋先生总是以传统文人的儒雅气质出现在公众面前。有人评说他睿智而幽默，渊博而活泼，特别是其“胡腔野调”的表达方式常常令人于哑然失笑中豁然开朗。近日，记者约访了胡野秋先生，期望借助些许的零散章节，尝试与读者一起接近他的内心世界。

记者：刚看了胡老师一篇关于深圳足球的评论博文，您提出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从文化角度直指根本。其实身份焦虑感和身份认同危机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到深圳近二十年来，您自己有过这种焦虑感和危机感吗？

胡野秋：其实“身份焦虑”是当代人的一种普遍心理危机，他们急于获得别人的认可，他们关注于“成功”或者“失败”这样一些标签性的东西。而深圳人的“身份焦虑”又远超其他城市的人，因为他们除了功利性的成败焦虑，还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移民心理，他们始终生活在故土文化和客居文化的夹缝中，时常有迷失感。很多人在深圳打拼了很多年，也买了房子和车子，但他们总是对这座城市缺乏亲近感，一直有种说不出的疏离。我是借谈论深圳足球，探讨深圳人的文化心态。深圳本来是个塑造出来的城市，它的文化型态本就有异于积淀而成的城市，它也可以享受这种“不一样的精彩”，可是事实往往是，打破了原有文化框架的深圳，却下意识地试图寻找一个框架，新的找不到，旧的回不去，这样就形成了普遍的“身份焦虑”，更加期待“身份认同”。

至于我自己，也许是个例外。我从1992年底来深圳，至今基本上没有被卷进这种焦虑感和危机感中。原因很简单，我是个散淡的人，除了读书写作之外，没有更远大的抱负。甚至读书写作也没有既定的目标，读到哪算哪，写到哪算哪。也许因为我是安徽人，安徽是道家的发源地，老庄思想在那里有太深的根基，从小就能从父老乡亲“无可无不可”的处世态度中得到濡染，凡事都有自我排解之策。甚至有时候有点阿Q精神。

比如对于“成功”，我一直是持质疑态度的，难道只有物质才能证明成功吗？我认为“成功学”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伪科学，一些人利用这个时代人们对财富的梦想，以自身的所谓“成功”来蛊惑众人，使更多人投入对“成功”的渴望，传授很多虚假的经验，除了他们牟利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记者：走出体制多年，胡老师一直活得自在，写得自由，学术成就亦不菲。请您谈谈自己的“放养生活”，是什么支撑您在文化学术方面的追求呢？譬如兴趣、爱好？譬如信念、信仰？抑或其他？

胡野秋：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属于“野生动物”，不适合圈养。平心而论，在体制内生活的也不错，但仍然有一种游牧的冲动。在我的词典上，排第一位的是“自由”，而且我的自由和大部分人不一样，别人的自由也许是“我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我的自由是“我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在我看来，“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自由，在现实世界难乎其难，所以很多人不快乐，开始抑郁。那么我的“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的自由，相对而言实现起来就容易多了。比如我不想没完没了地开会，我不想写“命题作文”，我不想中午十二点之前起床，这样的“不想”还能举出很多，所以一下子就辞了政府公职，做回一个纯粹的文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每天在快乐地退步》，我每天退一步，最后退回书房，坐在书堆里，我会感到真正的舒坦。我可以在午后的阳光下随性地写作，也可以满世界地跑去拍电视片。去年拍了一部电影纪录片《触摸》，在深圳创意十二月的开幕式上放映了，最近我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也正在筹拍中。

支撑我做这些事的没有太多崇高的动力，比如您说的“信念、信仰”之类的，只是我总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归纳我的生活方式，是为两极：静则宅男，动则牧人。

记者：胡老师不久前在老家安徽做了数场“多媒体时代的活法”的讲座，是个颇为吸引人的话题，能说说您的观点和看法吗？

胡野秋：这些年我还乐于做一件事：讲座。讲读书，讲人生，讲文学，讲感悟。因为我觉得一个读书人应该对社会尽点义务，把自己的思考分出点给别人。现在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多媒体让人们远离纸质阅读，这让我很忧虑。于是我就在深圳讲，在外地讲， 12月9日在苏州图书馆我还有一场报告会。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推广阅读，是希望我们能更多地保存人类的思考能力。

我认为多媒体不但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甚至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活法”。今天无处不在的“屏阅读”正在使人类的思维扁平化、趋同化，比如在某一个时段全国人民都用一个词，从“给力”到“神马都是浮云”等等，最终会使人们懒于创造，惯于从众。

另外我认为“读图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是“文化返祖”，因为汉字本来是象形文字而来，远古人都可以读图，后来汉字抽象化后，有了更多的表意功能，所以思维越来越复杂，产生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现在假如都靠读卡通、看电视来进行“图像阅读”，要不了太久，人类的思维就会迅速萎缩，退回到远古。

记者：适逢“深圳读书月”，请您谈谈对阅读及读书月的看法。

胡野秋：深圳读书月今年是第十二届，从2000年至今一直坚持，深圳在这种全民阅读中，改造了城市气质，过去一谈到深圳就是钱，现在在这里到处可见书香。我跟这个活动一道走过，为它辛苦过，也有过很多温馨的记忆。今年11月读书月开幕式上，深圳市评选出了“十大阅读推广人”，我也成为其中之一，想到从政府到民间对读书和读书人如此尊重，内心就觉得非常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