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梁先生去世已经6年了，有关先生的事情仍似就在昨天。

    我是1993年9月初来到先生门下的，对先生最初的印象，最深刻的是衣服。先生每天上班穿来的外套，基本都是70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的那种样式，当然也都很旧了。那种样式的衣服，只能在改革开放前的旧照片里见到。先生那一身衣服走在路上，按现在的说法，特有穿越感。节俭是毫无疑问的，但要买新衣服也有实际困难：先生当时已经81了，腿脚也不便，走路要用拐棍；先生的夫人已经过世，儿女都在外面。所以当时先生在中关村是孤身1人。

    当时先生的房子在1个很旧的4层楼的顶层，楼号已经忘了。那些旧楼估计是中关村最早建设的1批，本来就灰头土脸的，还网着防震的加强筋。楼的层高似乎比较高，没有电梯，腿脚不便的先生如果拎些柴米油盐爬楼，肯定困难。屋里的东西都很古老，比先生常穿的那些衣服的年代更加久远，有些东西的样式我都没见过。光鲜的东西没有，文献资料倒堆满了1个桌子还占据了旁边的椅子凳子。记得先生90岁那年，我去看他，还是在这个旧楼里，屋里还是那个样子。

    先生在北京没有亲属，所以在90年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住在香港女儿家里，仅夏天在北京过。先生从香港寄信来，用1个已经用过1次的旧信封，贴个纸片盖住已有的字迹，再在纸片上写上我们组的地址，并把给不同的人的好几封信外加点时事的剪报装在一起寄来。组里收到后再分发出去，当然就按国内邮资了，这样比直接从香港寄要省钱。我都怀疑旧信封贴纸条的做法合不合邮规，但每次都寄到了。

    先生从香港回来时，师兄兼先生的接班人马会民老师去火车站接他，看见先生的头发很长，与所坐的软卧车厢很不相称。原因吗：在香港理发要50块钱，在中关村只要2块。软卧似乎与节俭无关，但那本是先生作为院士的待遇，何况先生已经80多了，走路都困难，而且当时的火车还相当慢，要坐2天。

    上面这些，把先生描成了守财奴，其实只是节俭成了习惯。先生在80岁时，把省吃俭用攒下的2万元捐出来，设立一项专业学术奖金。2万元现在不算啥，但先生当时的工资大概才1千左右。

    我跟先生读书时，1次先生以为我对有效数字(简单说就是小数点后留几位)的理解有问题，就说就像拉1根链条，会断在最薄弱的那个环节。有效数字的使用，大学里就学过，我也知道咋用，只是在计算器/机的时代，就对小数点后面的东西不重视了。但先生这个比喻确实非常符合有效数字的原理，让人一听就明白。

    理科的文章总会引用参考文献，而当时国内的杂志往往限制参考文献的数量，我写文章也是拿别人的文章做样子，照猫画虎，就挑自认为重要的或看得顺眼的引呗，并没想过该遵循啥规则。先生告诉我：只要不是常识，就应该引用。

    我用英文写的稿子，经过先生修改后，意思没变，但更通顺易懂，还没有1个多余的字，而先生从没在英语国家生活过。

    先生是个正直的人，不会顺应潮流的那种。先生这样的性格在那个年代自然容易惹祸上身，听组里的黄月仙老师说过先生当年的种种遭遇。

    快落入专挑好的说的俗套了。先生搞过化学名词审定工作，晚年仍关注化学名词术语的使用。我在401的时候，刘国正告诉我：先生说他的文章里的“未加载体”的说法不如说是“无载体”。在这个放射化学的具体问题上，先生确实犯了个想当然的错误。未加载体不一定就没载体，因为存在原本就有载体的情况。当时刘国正还在做博士后，很有委屈感。先生不是神，不可能一贯正确，只是当了60多年的老师，教导别人成了习惯，但没有恶意。

    90年代，年轻人都想出国，我也是。靠着先生的声望，我也申请到了洪堡基金会的资助，有幸见识了1个发达国家。

下面3张先生的照片是网上能找到的比较好的了。

这张照片大概是90年代中后期的1次院士大会给拍的，在先生的家里见过原件，对角线长约2尺多，带框，能挂墙上。具体哪1年记不住了。

侯艺兵1992.5.18摄于北京。这是在中关村那个旧楼的家里，这西装估计是因为照相才穿的。

中国科大地球化学系58级同学在先生指导下做实验（取自中科大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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