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抗战”与国家观念普及之更生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近代史上，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凝聚起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最终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本报特推出专版文章，打捞历史记忆，发掘抗战文化遗产的价值，批驳历史虚无主义。以此警醒世人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

　　“十四年抗战”与国家观念普及之更生 

　　20世纪以来中华的“现代建国”既离不开对中国传统之天下观念的继承，也离不开创化于现代民族国家之国家观念的普及。从这一角度出发，以“十四年抗战”的历史视野来考察，相比以“八年抗战”的历史视野来考察，能看得更为长程，同时也能看得更为深刻，进而也就能够进一步厘清由抗战催生的国家观念普及的更生情况。 

　　从长程而论，国家观念普及化的过程自清末启动，经由报刊、新式学校、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通过教科书、读本、画册、电影等载体，课堂教学、社会宣讲、演说、演剧等形式，使民族国家观念逐步进入人心，国民、国家、民权等概念渐渐为人所掌握和认同。正如蒋梦麟所言：全国千千万万自治单位的边缘，已经围集了充满国家观念和爱国热情的人……这些人像蜜蜂一样绕着蜂巢喧嚷不休，最后就在蜂巢边缘聚集起来……他们开始闯进蜂巢，终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活。同时他们开始把自己组织为全国性的社会，拿中国作为他们的共同蜂巢。中国现代的全国性社团就是这样形成的。轮船、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的迅速扩展，更加速了社团发展的过程。社团都纷纷成立全国性组织。所有政党……都鼓励人民考虑全国性的问题……学校都在努力把国家民族观念和爱国心灌输到新生一代正在发育的心灵里。这一过程发展至抗战，既在延续，又有扩展。

　　从延续言，如常熟读书人徐兆玮于1931年9月21日由一家报纸——《时报》——得知了九一八事变这一创巨痛深的消息；而同日，他通过另一家报纸——《大公报》——同时能够了解到距离常熟极遥远的“内蒙伊乌两盟旗牧地”的最新歌曲，认为是“《敕勒歌》之遗音也”。这种缩短了时间长度的、多重样态的、互相震荡的联系正是由国家观念普及才能够带来的。

　　从扩展言，经过抗战洗礼，内地的孩子在做童稚游戏时已能够想象自己是在为保卫国家而抵抗日本侵略，亦能在游戏中模拟挖掘葬送汉奸的坟墓。这些都反映了“全国性的团结力量已经代地方性的维系力量”而兴起了。

　　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与国家观念普及过程相抵牾的另外两个过程也在延续并扩展。

　　第一个过程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多种“亡国”手段。其手段并不止于实际的攻城、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更有长期的、无形的但更为狠毒的文化“亡国”。自清末开始，他们就大肆宣扬“中国非一个国家”论，到抗战期间此种宣扬愈演愈烈。一个典型的证据即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意见书，其“论证逻辑”为：中国虽然是曾经统一之国家，但现在不过是一个“广大地域之名称”和一个未来之“希望理想”而已，绝非一个国家，而且“列国承认南京政府，就其权威范围所及而承认之而已，满洲自然不在其范围之内”。

　　第二个过程是虽然日本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不自抗战始，但大多数民众对此却相对缺乏警惕和关注。大致要从“九一八”事变起，更多的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了解和关注起日本对华的无穷觊觎和其绝大野心。如温州瑞安的张棡就是在事变之后方才会特别去了解田中义一的“满蒙积极政策”究竟是何内容，认为其“蓄志并吞满蒙”，“神算老谋如指上螺纹，一一筹划明爽”，而我国人“于此着皆如坐云雾”，“一味营私植党，罔知大祸之已临眉睫”。 

　　从深层次来讲，国家观念的普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在抗战之前虽然在不断前进，也取得了相当效果，但明显受制于中国现代化在这一时期的总体发展格局。这种限制表现在国家观念普及的启动、传播皆在沿海地区，与内地基本无关，与大多数民众更是基本无涉。抗战后，由战争造成的人员、机构、资金、物品的被迫大流动改变了前述的状况。其表现在一方面大批知识分子内迁，对内地人民的观念和思想变化，自然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国家观念向内地的大面积普及和向大多数民众的普及。另一方面，“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和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原来只限于居住的区域，现在也有机会亲身接触内地的实际情况，使他们对幅员辽阔的整个中国的情形有了较为真切的了解。

                                                     2025年8月22日转载于《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