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的一段话：
   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物旁伏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题直立端尚，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坌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腰）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腰）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着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者，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

   在这节引文中，董仲舒从象和数两方面，对天的“体征”以及天与人身体的类同性进行了细致的类比。除了这些类比之外，他也附带解决了如下问题：首先，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为什么“人独偶天地”？在董仲看来，天地中所生的一切生物，人是最尊贵的。之所以人最尊贵，是因为人形体高大，直立行走，形象显得光明正大，而动物形体低矮，趴在地上行走。这种形体的差异证明，人从天地得之甚多，而动物从天地得之甚少。只有从天地得之甚多的生命才最有资格与天地相类。同时，人因为从天地得到的最多，他也像天地一样具有了仁义之性，这也使他比其它动物更尊贵。其次，董仲舒，包括《淮南子》讲天人相副，其实讲的都不单单是人与天的关系，而是人与天地的关系。

    那么，董仲舒和《淮南子》为什么只讲人副天数，而不讲人副“天地”之数呢？显然，这与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对地的定位有关。从这段话来看，董仲舒其实将人分成了两部分：人体的上半部“精神尊严”，所以与天相类；人体的下半部“丰厚卑辱”，所以与地相类。这样，虽然人在整体上与天地相副，但人之为人决定性的部分，或者说人与禽兽相区别的部分，集中在上半身。由此天也就成了人应关注的核心，而人副天地之数，也就在这种尊天卑地、尊阳卑阴的观念主导下被简化为人副天数了。第三，人与天的类同，不但表现在形体上，而且也体现在自然的时序变化及人类情感诸方面（这一点，《淮南子》也有涉及）。比如，人的四肢与四季相副，人的哀乐与阴阳相副等。

   比较言之，人与天体征上的相类，是空间性的、静态的，人与四季及其情感的相类则是时间性的、动态的。显然，这种相类只有呈现为动态，才会使人体和天共同成为活跃的生命，才会使天成为有情感、有意志的天。从下面引文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天的情感和意志属性的界定，主要体现在对人类情感和四季变化的类比上，比如：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是故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而成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冬气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故爱而有严，乐而有哀，四时之则也。喜怒之祸，哀乐之义，不独在人，亦在于天；而春夏之阳，秋冬之阴，不独在天，亦在于人。……故曰：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者，合类之谓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春秋繁露·阴阳义》）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春秋繁露·离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