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略“超然”之乐

——读苏轼《超然台记》有感

《超然台记》一文是苏轼由杭州调任山东密州后所作。开篇俗中脱俗，他直言道，物质的功能不过是满足人的最基本生活需要，一下子就把“乐”的大命题放在了一个简单知足的层面，并顺理成章地反问：“我到哪会不快乐呢（吾安往而不乐）？”

正文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苏轼的论说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他认为悲喜乐忧由祸福而生，人的物欲无穷，而物质满足人的欲望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人试图去“求福而辞祸”就很难实现，只能“求祸而辞福”，因此必然乐少悲多（“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其二，他谈到物质具有蒙蔽性（“物有以盖之矣”），如果拘泥于事物之中、沉湎于物质追求（“游于物之内”），就会产生错觉、假象（“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就会迷失而不能准确判断（“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于是美好、丑恶之争层出不绝，忧愁就产生了，内心栖栖不安，最终陷入“可不大哀乎”的窘境。

在第二部分中，他以自身的“自钱塘移守胶西”的不幸遭际，描写了在密州的困蹙生活，如“岁比不登，盗贼满野”、“斋厨索然，日食杞菊”等。随后，他笔锋一转说，面对窘迫，自己旷达处世，这从“修高台游乐”上足见一斑：先修葺一新（“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然后在台上欢饮聚餐（“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这就巧妙地解释了自己“无所往而不乐”的缘由在于“游于物之外”，即“乐”的根源在于置身物外，也就是“超然”。当然，“乐”的效能也是显著的。一方面自己“返老还童”了（“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善政，当地百姓也安居乐业（“吏民亦安予之拙也”）。做到这些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必然有他对宦海沉浮中经验教训的悟道。他将那修葺一新的高台命名为“超然台”，更彰显了他光风霁月、旷达自适的超然情怀。

掩卷深思，感慨良多。其实不难看到，这篇古文蕴藉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对当代社会亦有重大的现实启发。有何启发呢？比如，当今时代，社会变迁迅猛，分工愈发细密。在许多机构里事务繁剧，且充满了同质化、临时性的特点，分工差别有时不易界定，责权划分、价值判别的意义也都不大。杂事虽然可能繁冗，但做事的人更多，尤其是这些年来扩招后学历普遍提高，而知识技能却同质化，因此竞争日趋激烈。同时，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不少人不愿去做，而另有很多人则不得不为。由于事多人更多，在功利、浮躁的环境下，往往只求事功、不求才品，只重结果、不看过程。于是，承担活儿的多寡、快慢等简单指标容易成为衡量工作价值高低的尺度。在这种背景下，为争取更多表现机会，人就会陷于事物中争荣夸耀，导致恶性竞争，习久成性之后，对机构的建设发展乃至社会的道德重塑均十分有害。

这时，或许人们恰恰需要拥有苏轼感悟“超然台”的睿智。“超然”不是无所作为，如他在文中介绍自己造福百姓的种种施政：“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 “超然”也不意味着乐而不思，如他在文中直抒胸臆、见解鲜明：“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这表明，他敬佩垂钓渭滨而安天下的姜子牙，赞赏“尊王攘夷”而霸诸侯的齐桓公，却对倨傲废功的韩信表示叹息。这其中隐含着苏轼对“争与不争”的深刻感悟，以及对“超然”涵义的透彻领会。

通过品读这篇《超然台记》，可以很明显感到，在苏轼眼里，“超然”是一种舍得、放下的处世观，是一种恬淡不争的修养，是一种乐观旷达的心态，是一种超脱物外的境界。

西蒙绍然（万军）

201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