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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文化孕“奇人”

——读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有感

    入夜，再读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一文，一千二百多年前“安史之乱”时期那场最惨烈的睢阳血战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张巡、许远等人死守睢阳抵御叛军直至殉国的历史功绩、感人事迹与鲜活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这篇《后叙》文章脉络清晰，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反诘谬论和补叙事迹。在反诘谬论中，韩愈批驳了时人对睢阳主帅张巡、许远二人的三个谬论。

   第一个谬论是，认定许远“畏死”屈敌（“以为（张）巡死而（许）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对此，韩愈从两方面加以辩驳。事实方面，他以许远“苦守”睢阳“尺寸之地”至城陷（凡十月）、杀奴僮“食其所爱之肉”等史料作依据。因《后叙》成文年代距睢阳之战仅五十余年，且其开篇称：“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李）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故这些史料有征可稽，确为事实。在情理方面，他认为许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然相信“国亡主灭”的贼语，却“犹死守”，因此感叹道：“（许）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情理之论，深中肯綮。

   第二个谬论是，追究许远城防失守之责（“城之陷自（许）远所分始”）。对此，韩愈运用了典型的喻证法加以归谬驳斥。把城陷比喻为将死之人，必有受病致命的病灶，不足为奇（“人之将死，其肺腑必有先受其病者”）；把城陷比喻为绳子断裂，必有某一断裂点，也司空见惯（“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他尖锐指出，“以此诟（许）远”是“与儿童之见无异”。随后宕开一笔，引申开去，阐发其“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的本质，点明社会危害在于，“如（张）巡、（许）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第三个谬论是，责怪张巡、许远不应死守孤城，致使守城军民伤亡殆尽（“责二公以死守”）。对于这一颇具代表性的错误看法，韩愈据当时战场形势反诘：初期阶段二人岂能预知援军不至而弃城逃走（“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进而诘问：“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随后估计，残兵饿卒在粮尽援绝之下已不可能弃去（“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论及此，他笔锋一转，以峥嵘的文气，从战略全局出发，纵横立论道：张巡、许远等死守睢阳一城，以寡敌众，有效阻止了安禄山叛军的南下，保全了江淮、江汉及江南地区，使唐朝最终不亡并赢得战争胜利，功劳卓著（“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阻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在当时或弃城而逃或苟且偷生或拥兵自重而坐壁上观者比比皆是（“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的反衬下，张巡、许远“守一城，捍天下”之举就尤显难能可贵。

   随后，韩愈补叙了两个人的事迹。一是张巡部将南霁云突围求援遭拒后断指、返回睢阳、不屈而死的事迹。二是张巡本人的一则轶事和张巡在城陷后从容死节的事迹。轶事是韩愈友人张籍转述张巡生前追随者于嵩所言，张巡“好学，无所不读”。张巡过目不忘，记忆力惊人：“诵于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张）巡，（张）巡应口诵无疑。”张巡才思敏捷，挥笔成文，即“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城陷后张巡被捕，表现异常从容，被杀前起身小便，面色如常，即“…且将戮。（张）巡起旋，……（张）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

   前面反诘谬论深稽辩理，所举例证也作为一种叙述的形式；后面补叙事迹追忆怀念，娓娓道来。前后一贯，自然有机地共同构成了整篇《后叙》，文辞精彩，意蕴深远，脍炙人口。《后叙》颂扬了张巡等睢阳保卫战中抗御叛军的英雄群体，我且将这场战役中张巡等守卫者们铸造的传奇事迹归纳为“三奇”。

   “一奇”奇在：以寡抵众，却屡屡以少胜多。《后叙》中称张巡“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较为夸张，但从正史《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接近实情的记载：张巡以三千人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六千八百余人。而以尹子奇为将的叛军步骑至少十三万人。《资治通鉴》还详细记载了张巡巧设计谋、果敢出击、不断挫敌、坚守城池的精彩故事。《旧唐书张巡传》亦有记载。而且，在十个月城防战中，对守卫者而言，形势愈发严峻，环境愈发险恶，7月城里断粮，士卒一千六百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张巡仍设守具成功拒敌。《资治通鉴》载：“前后大小战凡四百余，杀贼卒十二万人。”张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资治通鉴》），以一半民众助战，也不过几万人，却杀死杀伤叛军十余万。可以说，张巡智勇双全，屡破强敌，创造了军事史上攻防战的奇迹。

   “二奇”奇在：视死如归，城陷后无降者。守城之初，军民数万人，至城破时，仅四百人，与张巡一起被杀的还有大将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可谓全城几乎无生还者。《后叙》还生动描写了张巡等人死节时的情景：“城陷，贼以刃胁降（张）巡，（张）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南）霁云，（南霁）云未应。（张）巡呼云曰：‘南八（小名，排行老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南霁）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南霁）云敢不死！’即不屈。”

   “三奇”奇在：位卑任大，县令膺任统帅。《后叙》中只是说许远职位本来在张巡之上，却将指挥权交给张巡，并一切听从张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正史均记载，张巡守卫睢阳的前一年（756年）在举兵抗敌时仅为真源县的县令，他亲率真源县本地吏民和贾贲死后留下的少部分官兵在雍丘大破叛军后，才被举荐为“经略使”（与明代“经略”不同）。后来，他因坚守睢阳才被授予“御史中丞”一职，所以也尊称为“张中丞”。睢阳保卫战其他将佐职位都还远低于张巡（御史中丞）。

   读罢《后叙》，我不禁掩卷而思：作为主帅的张巡究竟为何而战？我想，应该是为文化道义而战。文化道义力量对他根深蒂固的影响，成就了他睢阳之战的奇举，使得像他这样一个非职业军人，在众寡悬殊的险恶条件下挫败了近十倍于己的强敌，力挽狂澜，为扭转战局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先要看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富裕生活不是睢阳之战奇迹的主因。因为盛世遭变，并非人人抗敌。事实证明，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大多纷纷西窜，“多难兴邦，逸豫亡身”，百多年的海清河晏与钟鸣鼎食已麻痹了人们的神经，闻鼙鼓之声而胆寒，可见财富不是催人抗争的必然。尤其对张巡这样一个毁家纾难的人来说，更不会看重财富。

   其次，效忠也不是主因。《后叙》明载：“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许）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古时尽忠对象无非两个：国家和君主，而叛军欺骗睢阳城守卫者说，国家已亡、皇帝已死。张巡、许远等守卫者发现援军不至，叛军却越聚越多，在信息传递不畅的古代，叛军的谎言必然得逞。在以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的专制皇权社会，一旦“国亡主灭”，一般守卫者要么出降，要么自杀殉国。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不予理睬，向西叩拜后抵抗愈坚。显然，愚忠的教条已不存在，那时无从顾及朝廷或天子。  

   正如《后叙》对张巡的记载：“好学无所不读。……（张）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记载他的“好学”，更表明他对文化的深爱。

   大唐文化在各方面均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辉煌，散发着强烈的吸引力。这种辉煌有以儒学思想为主体的继承性，在政治、历史、文化、礼仪、伦理、教育等各方面已形成完备体系。这种辉煌还反映在多元文化的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科技、宗教、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已充分吸收多民族的文化精粹，汇合成富有生气的盛唐气象。这种辉煌更由其艺术成就的高水平和领先性展示出来，包括诗歌、书法、乐舞、绘画、建筑、陶瓷等，不仅技艺精湛，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而且其文化成就更可谓彪炳千古。

   唐朝的科举制度以文学创作为基础，表现出强大的向心力。为世人重视、称道的进士科，其重要的考试内容“杂文”与文学直接相关，天宝年间发展为诗赋的固定形式，注重诗赋文采，兼以行卷、纳卷之风蔚然。加之唐明皇自身文化修养超逸，又倡导有方，遂成开元、天宝时期文化鼎盛的局面。文辞优劣直接决定士子的前途命运，因此广大读书人围绕诗歌、杂文等文学形式必然焕发出丰沛的创作激情，投入巨大的精力。可以说，唐朝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兴盛。

   士大夫阶层基于文化产生共同的思想信念、道义观念，催生了牢固的凝聚力。尽管唐朝科举名额十分有限，录取率很低，但天下读书人通过平等竞争进入官僚阶层的过程中，以文化为基础，拥有着共同语言、共同情怀乃至共同信念。仕途顺利时，他们“更相褒重”，失意时相互慰藉。在共同文化追求的基础上，价值观、道义观的高度认同，反过来也不断加速文化繁荣局面的形成。  

   也许，正是大唐的文化孕育出了张巡，也拯救了王朝自身。除了张巡以外，安史之乱爆发后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奋起反抗，其中比较著名的还有颜真卿等。作为一介书生，颜真卿在叛乱之初便率平原、博平两郡七千义士进行抵抗，河北各地纷纷响应，成为中流砥柱之一，而他的书法等文学造诣当时已负盛名。

   也不仅在唐朝，中国历朝历代力挽狂澜、缔造奇迹的也大多是文人型或文武兼备型军事家，例子不胜枚举。为什么会如此？显然，文章不局限于文辞本身，文化层次更是综合素质的反映，文化底蕴深厚的读书人也往往具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远大目标，从而肩负责任感、使命感和道义观。

   我想，在张巡誓死恶战间歇，他脑海中或许闪现过“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等壮美诗句，面对如此的灿烂文化，面对如此的人文天地，面对如此的大好河山，他能不热爱么？出于他浸濡已久的道义观，他又怎能不为之“守一城，捍天下”呢！所以，盛世文化孕“奇人”，“奇人”危难有奇举。

   夜已深，披览神驰。想起这些年，我作了《怀古》系列古诗，每首以一百余字，围绕古代战争，追忆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中《怀古二十一》即描写睢阳之战场景，用以颂扬张巡、许远等守卫者。全诗如下：

怀古二十一

——唐至德二载张巡死守睢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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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尸骨无人掩，

高墉倒挂洫堑填。

野旷胡笳声阵阵，

睢阳士马甲衣寒。

并发劲弩飞蝗雨，

鼓噪奔呼卷旆幡。

手刃格兵刀溅血，

虎貔奋鬣将披斑。

贼复增兵七八万，

攻具助围密似山。

化铁溶金汤灌下，

更兼焚火绝栅栏。

连番苦战人疲顿，

伤不食雀己作餐。

固保大唐一寸地，

城陷尤显赤心丹。

                          西蒙绍然（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