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自《北宋诗歌比喻模式的演进》，原载《云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与苏轼一样，黄庭坚最能为人们记住的比喻，仍然是齐梁式的，如：

    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观王主簿家酴醾》）

这个著名的比喻以花为本体，而以男子为喻体，一经出现，就引起了众人的惊叹。仅比黄庭坚年少十五岁的惠洪就曾赞叹曰：

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陈俗哉！山谷作《酴醾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类。[1]

同是以花做本体，惠洪认为以美女做喻体则“陈俗”，以“美丈夫”做喻体则“出类”。这大概是因为在惠洪的时代把花比作美女已经很常见了，而比作美男子的却很少，故给人以新鲜感。元和以来，不少诗人都在努力寻找新奇的喻体，也就是为了达到这样让人惊叹的效果。

其实，把美人比作花的例子从《诗经》时代起便史不绝书，但把花比作美人的历史却没有惠洪想象中的那么长远。把自然物比作人属于齐梁式比喻的极致，直到萧梁才开始被较多地使用。具体到把花比作美人，今天可见的最早的例子是陈后主的“落花同泪脸，初月似愁眉”（《有所思》）。从元白诗派开始，把花比作美人才逐渐成为一般化的比喻。惠洪举出的把花比作美人的例子即出自晚唐罗隐的《牡丹》。而把花比作男子的例子更是罕见。

不过，把花比作男子的第一人并非黄庭坚，而至少是李商隐。南宋的王楙即指出，这一联实际化自李商隐的“谢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炉更换香”（《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2]。其实，李商隐把花比作男子的例子还不止这一处，如他曾在《牡丹》一诗中，把牡丹先是比作“绣被犹堆越鄂君”，接着又比作“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一首写花的诗中有三位美男子作为喻体出场。可以看到，李商隐很喜欢“荀令香炉”这个喻体，两次写花都用到了，歌颂过了牡丹，又去歌颂梅花，顺便拉进了谢庄、鄂君、石崇三个美男子作陪。故“日烘荀令炷炉香”这个比喻实非黄庭坚的首创，而是从义山处“点铁成金”而来的。

细究起来，也可以说李商隐的这几个比喻还不是用男人做喻体，而只是用男子所用的蜡烛、熏炉、衣袖做喻体。但显而易见，李商隐是有意要让读者联想到几位美男子的形象，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用男子所用之物做喻体，跟用闺阁淑女的用物做喻体，终归是不同的，故可为山谷此诗的先声。宋初西昆诗派的杨亿也曾写到“尘暗神妃袜，衣残御史香”（《槿花》），也是把花香比作了男子的衣香（尽管此“御史香”本是来自女子）。黄庭坚的前辈欧阳修又曾在怡情小词《望江南》中写道：

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

本体为蝶，而用傅粉何晏、偷香韩寿做了喻体。在这首小词里，男子本身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喻体。只不过欧阳修写的是词，无妨轻狂，故逃过了诗学家的批判而已。黄庭坚的这个比喻，也是上句写粉，下句写香，上句也是用何晏做喻体，只把下句的喻体由韩寿换成了李商隐用过两次的荀彧而已。欧阳修的这首词当是黄庭坚这联名句的又一个灵感来源。黄庭坚用男人做喻体，不但是有先例的，而且是直接用了先行者们用过的喻体，本不是开天辟地的创举。大概只因黄庭坚凭借元祐诗人对待比喻的无与伦比的认真态度，直接写到了何晏的肤色和荀彧的体香，在使用比喻时比他的前辈们更为直露、更重刻画，才引发了轰动效应。

这样离经叛道的比喻赢得的当然不只是赞扬，如金人王若虚即批评此句曰：

花比妇人，尚矣，盖其于类为宜，不独在颜色之间。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见其好异之癖……不求当而求新，吾恐他日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3]

王若虚认为把花比作妇人是好的，而比作男子则不伦。这个分别“不独在颜色之间”，即不是像不像的问题，而是“于类为宜”，即不能这样比的问题。所以比喻得像不像还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男子这类事物不可以做花这类事物的喻体。这说明，这个比喻刺激到王若虚的，还是本体和喻体所属分类之间的关系。根据王若虚的审美模式，男子的诗性小于花的诗性，所以把花比作男子的比喻不能成立。当然，这也应该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模式。

把花比作男子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争议，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比喻的模式超出了一般人的审美认知。把花比作男人，就是借男人去赞美花，潜在地暗示男人（尽管只是几个特定的男人）比花更妩媚，而一般人则是天然地认为花是比男人妩媚得多的存在，所以才会对这个比喻感到惊奇甚至难以接受。

王若虚把黄庭坚以男子喻花的动机概括为“好异”、“求新”，抛除感情色彩来看，也是说出了事实。自古以来诗人们不断地寻找前代诗人没有使用过的喻体，永明诗人发现了人工物，梁陈诗人发现了人类的身体，杜甫和元和诸子发现了日常使用的人工物，都莫不是“好异”、“求新”的结果。想必这些喻体刚刚被诗人发现的时候，也曾引起过部分读者的不适，但在后世却纷纷化为经典，供后来的诗人学习并超越。在元和以后，可供诗人发现的喻体类型越来越少，出现把花比作男子的比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王若虚认为，如果说还有比用白皙的男性文人比喻花更不可容忍的比喻，就是用“白皙武夫”比喻花了。从形象上看，同是白皙，没有什么不可以比喻花的，之所以男人比女人不可接受，武夫比文人不可接受，只是喻体在诗人选取的特征“白皙”以外的其它特征，亦即喻体的分类属性不同罢了。这个比喻得到的赞美和批评，都源于本体和喻体在分类属性上的巨大反差，而这种反差，其实是千百年来诗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