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发现，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多家企业已在儿童医院的名下，其中最为知名的，即为比邻儿童医院而居的北京新世纪(141.90, 0.69, 0.49%)儿童医院。

在公立医院改革的大背景下，儿童医院的商业投资与运作，作为一种探索，业已收到成效。尽管争议仍存，但儿童医院庞大的商业运作，恰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公立医院现行管理、运行框架、财务管理制度、医疗资源的开发运用等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而这恰是了解儿童医院“生意”的必要性与价值所在。

一线调查

儿童医院的“投资术”

在北京西二环复兴门桥向北不足800米，坐落着有70余年历史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下简称“北京儿童医院”），这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公立儿童专科医院。

2014年，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量已达337万人次，相当于平均每天有1万人次病人，高峰时可以达到1.4万人次，而医院最初设计的门诊容量仅为4000人次。从门诊空间容量来说，医院已经在超负荷运转。

这只是儿童医院为人熟知的一面。在另一面，从2002年开始，儿童医院以“盘活公立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的方式与社会资本合作，建立了三家大型儿童专科医院，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即为新世纪儿童医院，构筑起完整的商业版图，儿童医院在经济上获益不菲。

“当前医疗资源供给不足，所以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办医。但大部分优质医生资源都在公立医院，如果不盘活这部分资源，社会办医也办不起来。”日前，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3家医院 两种模式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公立儿童专科医院，近十余年来，北京儿童医院一方面向北京乃至全国的患儿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一方面也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合资经营的医院。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北京儿童医院以股份合作、输出管理和技术两种模式，与社会资本合作建立和在建的医院有3家：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北京东区儿童医院及北京儿童医院大兴分院。

早在2002年前后，北京乃至全国儿童高端医疗需求就比较旺盛，北京儿童医院便考虑申请开设特需医疗、国际医疗部。

由于当时政府的医疗投入不具备组建国际医疗部的条件，于是医院决定引入社会资本，并向海内外投资机构招标。

最终，北京儿童医院选择了与本地民营企业北京嘉华康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北京嘉华康永”）合作，双方共同建立了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

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显示，2006年正式营业后，半年运营时间里，医院的门诊急诊量约为2700人次，到了2014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8万人次，基本满负荷运转。

儿童医院通过新世纪儿童医院尝试的高端医疗项目，在其他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都有需求。近几年，不少公立医院的院长都在全国两会等重要场合表达过：“高端医疗需求与基本医疗需求挤在一起，医院不堪重负。”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高端医疗机构主要是外资及民营资本举办。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有利于增加医疗卫生资源，扩大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随着国家提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后，不少省份在出台地方政策时，也明确提出鼓励社会资本在高端医疗服务领域有所作为。

与此同时，北京嘉华康永除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之外，还与北京众和清润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等其他社会资本合作建立了位于北京东部望京地区的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该院主要与北京妇产医院合作，也同样定位于高端医疗，其合作模式是“软合作”，即后者输出技术和医生，但并不持股。

“在目前医疗机构‘双轨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公私绑定合作发展应该是最佳路径。”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向记者表示， 公立医院的优势就是品牌和技术力量，“捆绑式”发展，就是允许社会资本与现有强大的公立医院的品牌和技术绑定来合作，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政府、投资方、患者三方共赢。尝到甜头的北京儿童医院还在“扩张”，近两年，北京儿童医院再次引入社会资本。据了解，北京儿童医院正在筹建北京大兴区分院，模式是北京儿童医院输出管理和技术，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进行投资，预计建设周期两年左右。同样是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儿童医院分院在东三环地区等待开业。

管理技术“入股”

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绝大部分掌握在公立医院手中，在政府财政对医疗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盘活公立医院资源、扩大优质医疗服务供给，近几年，地方探索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医的案例越来越多。

从全国范围看，目前公私合作办医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托管，如2011年公立医院湖南湘雅医院托管民营医院湖南泰和医院，实现优势互补；第二种是公立医院出资持股，比如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第三种则是公立医院不出资，以技术和品牌占股。

就在今年1月，浙江邵逸夫医院与宁波明州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宁波明州医院挂牌“浙江大学医学院邵逸夫医院宁波分院”。有媒体评价称，此次合作开启了浙江省省级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主体的民营医院合作的全新模式。

公开报道显示，此次合作不涉及股份，但对此合作的具体细节，浙江邵逸夫医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需求并未做出答复。

在各类探索中，北京儿童医院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北京市工商局公开资料显示，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北京儿童医院出资700万元，持股35%，北京嘉华康永出资1300万元。

除投资外，北京儿童医院还向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输出专家及技术资源，社会资本则输出管理理念。

据记者了解，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有全职临床、医技医生50余名。目前北京儿童医院派出有30名普通医护，同时，在不同专科每天还有5~6名副高以上的专家出门诊。2014年，北京儿童医院在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出门诊的副高以上专家共58人，占北京儿童医院全部副高以上专家的比例约为20%。

倪鑫告诉记者，北京儿童医院派出的主治医师维持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的运行和发展，主要管病房，一年为一个周期轮换；专家则是根据医生自己的休息和假日时间安排轮换，主要出门诊。

在管理体制上，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除护理总监隶属于北京儿童医院外，其他管理层均来自社会资本方。除了医生资源外，双方还共享一些大型医疗设备。

实际上，作为公立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最早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医时，包括合作模式、分红机制等，国家及北京在这方面都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

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创建人之一、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运营总监辛红告诉记者，建院之初，在卫生局不能批公司，工商部门不能批医院的情况下，北京市卫生局和工商局签署了一份互认备忘录。

“当时并没有想到如今国家会鼓励支持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而更多是一种探索和北京市的需求。”辛红说。

2012年，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若干政策》（也称“京18条”），提出优先选择并支持具有办医经验、社会信誉好的社会资本通过合作、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本市公立医院改制重组；支持政府办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合作、协作与交流，发挥政府办医疗机构的品牌、管理及科研优势，促进社会办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提升科、教、研水平，提高防病治病能力。

2013年5月有报道称，北京市卫生局（现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和北京市医师协会副会长许朔在谈到社会资本办医时候提到，“北京儿童医院和新世纪儿童医院的合作模式是成功的，通过这个范本或可对今后北京市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管窥一二”。

原北京市卫生局社会办医服务处处长樊世民当时曾表示，公私合作未来管理、合作模式、分红机制等仍要研究和突破。

而时至今日，公私合作办医中很多问题仍在探索。基于此大环境，与社会资本再合作时，倪鑫选择了不投入资金，单纯输出管理和技术的模式。

前述与社会资本合作新建的两家医院，社会资本提供执业场地，北京儿童医院输出管理和技术，前期建设投资不纳入医院成本，建成后由合作方共同组建管理公司来运营。

倪鑫告诉记者，北京儿童医院均持有两家分院51%的股份，签署的是管理协议。

“这种合作模式的好处在于，政府并没有投钱，北京儿童医院也没有固定资产，但是医院多了一个执业地点，改善了就诊空间、就诊环境，病人能看得上病。”倪鑫说。

不过，与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不同，大兴分院与东区儿童医院主要定位于中高端，挂号费标准在300~500元。其中，大兴分院规划面积约为3万平方米，将主要面向普通患者、新机场中的外籍人员、有消费能力的机场周边高端人群提供妇儿医疗服务，设计床位数为300张，其中有100张用于满足非基本医疗需求；而东区儿童医院配备的30张床位，则全部面向高端人群，每天可接诊500人次。

分红用于补充医院运营

与社会资本合作，一方面扩大优质医疗资源，另一方面也为公立医院增加了运营收入。

按照协议，北京儿童医院从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每年利润中获得35%的分红。由于财政拨款只占医院每年运营费用的约8%，这部分收益进入北京儿童医院总的业务收入“大盘子”，补充医院的运营。

倪鑫告诉记者，这部分收益除一部分用于水电气等医院运营开支外，其余的都用于提升医生的薪酬和科室补助，以提高医生的积极性。未来东三环、大兴两个分院的收入，也将主要用于提高医生的待遇。

据记者了解，2014年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门急诊量已达8万人次，年业务收入2亿多元。

事实上，社会各界关于混合所有制办医的争议也一直不断。有支持的观点认为，公私合作一方面能使国有资本得到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也能使民营资本得到充分利用。但反方观点也同样铿锵有力：医生资源是无形资产，混改容易使国有资产流失，且社会资本逐利的本质，与医疗机构公益性的属性相悖。

针对有观点认为此种合作强调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不强，近日国家卫计委员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回应，不管是什么所有制，只要符合国家现行的政策，能够为公众提供质量安全的服务，在经营活动中能够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来操作，作为行政主管部门，都会给他们以支持，对他们提出的政策上的一些要求会给予积极的回应。

“我们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医疗机构，鼓励公立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但并不反对医师到民营医院执业。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作办民营医院，如果财务上切割得非常清楚，政策上是放开的。”毛群安说，目前国家鼓励医师多点执业，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到民营医院执业，实际上是优质医疗资源的放大效应。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会长黄洁夫曾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向媒体表示，由于我国现有优良医疗资源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大医院，应有相关政策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这些大医院，将公立医院的人才、医疗技术与品牌跟社会资本对接。可以按照混合所有制的模式，构建高端医疗中心或分院，将公立医院部分医疗资源整体挪出体制，去满足当前社会上多元化医疗健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