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博上有个帖子称：“中国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此帖一出，立即引起数千次的转发和讨论。不过也有网友指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目前我们使用的农历是1929年修订的《紫金历》，而并不是汤若望修订的《时宪历》。抛开这点不谈，本文仅就我国农历的历史流变和传教士在中国天文历法领域所做的贡献做一简要回顾。
从天文到历法
如今我们将“天文、历法”两个词合用，其实它们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所谓天文，指的是天象，也就是日月星辰在天幕上有规律的运动现象。而历法，则是人为根据天时，调配生产生活作息的一套法则。人们可以从天文（天象变动）中推算出历法，反过来，一套正确的历法必然可以准确无误地预报天文现象（比如日、月食等）。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家，从夏、商、周时期，为了指导农业生产，先民们就已经尝试制定天文历，就是所谓的“三正历”。但这种“历”非常不准确，直到战国时期，人们才根据一回归年为356又1/4天的发现，创制出了真正的历法——《四分历》。
《四分历》在此后的生产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天文》中有“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的说法。但是我们知道，《四分历》所推算的一回归年的数据与理论值误差颇大，在经年累月的使用中，自然就出现了误报日、月食的问题。到了汉武帝太初元年，我国对四分历做了一次大的调整，新版的历法称为《太初历》。《太初历》基本确立了中国历法的体系。
此后，历朝历代又多次修订历法（改历），但对于中国历学史来说，意义最重大的改历，是唐代《大衍历》、元代《授时历》以及明代《崇祯历》。这三次改历都与外来文化有直接的关系。
三次改历与外来文化
发源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把古代印度的哲学思想、天文艺术和科学知识都一并传到了中国。隋唐之际，多位印度天文家在朝廷的司天监供职。开元年间，印度高僧善无畏来到长安后，在传播密宗的同时，又传授印度天文历法。而《大衍历》的编修人僧一行就是善无畏的学生。
元朝时，郭守敬等人修订了《授时历》。
明代在《授时历》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制定了《大统历》。而到了明末，《大统历》颁行已久，产生了较大误差，钦天监预报的日月食“往往不验”，如何修订出更准确的历法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可当时缺乏像郭守敬那样的天文人才，直到一批传教士的出现，才给中国带来了欧洲先进的天文知识。
当时，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庞迪我等传教士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官员结交为好友。在这些中国官员的支持下，1611年明廷让庞迪我、熊三拔等参与修订历法（《崇祯新历》）。可是明末社会动荡，历书尚未完成，明朝就灭亡了。直至满人在北京建立了清朝政府，传教士汤若望才上书清政府要求继续修订历法，这才有了《时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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