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士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与其他时期是很不一样的。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建立起来的儒家文化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老庄之道大行的时代，儒家思想不再是主流。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读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本书，我们将会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关键词：汉  魏晋  士人  儒家 玄学  心态变化

将目光聚集在魏晋时期的士人身上，关注他们的心态及心态变化，我们首先不能不了解魏晋之前的士人们的心态。

大一统的中国，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后，汉朝的士人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社会环境下生长起来。总的来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的文化，这些士人是亲近朝廷，真心希望自己能为国为君做一些有所助益的事情的。在书中，罗宗强先生举了很多例子，诸如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王褒等，说明此时的汉士人是一种“被倡优蓄之”的地位。然而，政权往后运行，难以避免会产生腐败或者其他不好的发展倾向：宦官、外戚擅权，士人痛心疾首。士人反对宦官与外戚擅权的行动，形成强大的党人力量，但在与腐败的政府和宦官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使其屡遭残害。这些时间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士人忠于皇权的心。

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例如：桓帝建和元年（147年）郭亮，杨匡，董班归葬因反对梁冀而死的李固，杜乔后，归隐山林终身不仕。李固遗黄琼书可以体现出此时士人对皇帝的忠鲠之心犹在。李固，杜乔的声名因此提高，不仅在士林，还夸大到市井。而郭亮和董班也由此显名则体现出当时慕义是社会的普遍心态。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士的声望由此提高，而朝廷的声望因其自身的腐败而迅速下降。

另外又有历史上著名的两次党锢事件不得不提。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因承办宦者赵忠的僭越行为而被桓帝治罪，激起数千太学生不平，刘陶等数千太学生上书为之申辩。自此之后，太学生逐渐形成一种舆论力量。

到了桓帝延熹年间，太学诸生三万余人，臧否然否，“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徙履到门”（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士人作为一种舆论力量形成对腐败政治的巨大压力之后，他们之为腐败不堪的政权所镇压，便势所难免了。这便是接踵而来的两次镇压党人事件，及历史上有名的所谓“党锢之祸”。（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P12）

延熹九年终于爆发了第一次党禁，因赵膺案杀与宦官交好的张成之子事件，二百多党人下狱，后被遣返故里，废锢终生。

这是宦官和士人的矛盾，宦官本意打击士人，但结果党人之势力不大未受丝毫打击，反而声望进一步提高了。士人声望的提高，进而激扬起高自标置，相互题拂的风气。

罗宗强先生将这种现象看做一种舆论的抗争。声望得以提高的士人多为第一次党禁中被废锢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名士崇拜是对腐败朝政的公然批评，对于宦官来说，这种情况也极为不利。因而，宦官侯览阴使张俭之乡人朱并上书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党部，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皇帝于是下诏收捕张俭等，并连及第一次党禁之党人，是为第二次党禁。第二次党禁有百余党人被害致死，六七百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

两次党禁时间，是士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矛盾的总爆发，同时也是士人在心理上对于大一统政权的最后一次眷恋。

在儒家主流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几代士人，本着一颗高傲的无私的为朝廷，皇帝奉献的衷心，最终因为政权腐败，宦官外戚擅权对士人势力的不断打击，士人在无奈悲凉的心绪中最后解脱出来，走向了自我，因而产生后来的玄学。

这里对于罗宗强先生在此书第一章最后一节中对于古诗十九首的解读印象深刻。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他认为在香草美人的诗歌传统里，这里所传达的未尝不可理解为一种终而见弃的深沉悲哀。与一般认为这是游子思妇之诗的解释很不一样，但是细想来也并非没有道理，我就很欣赏这样的解读。诗人最初创作这首诗歌的意图我们已经无法考证，那为什么不能这样理解呢？读着这首诗，想着两汉士人那种悲凉无奈的心绪，这种深沉的悲哀足以让你我泣下沾襟。

以上是从政治角度探寻了一下两汉时期士人的遭遇及心态变化。那么从文化这一层面，是否也是有一个这样发展变化的轨迹呢？我们可以看看士人是如何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呢？

汉初无为而治，尚黄老，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定儒为官学。这一文化方针对士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篇当谏书”这句话可以反映出当时儒家经典的政治权利中的地位。而儒家经典的力量也表现在它那能够为政治行为提供理论的依据，给予政治行为以正义性的解释。另一方面，儒学的影响不仅在人伦日用，不仅在维系社会秩序上，更主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儒家经典的至高地位同时使得经典的解释权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石渠阁会议和白虎会议的召开便是为了解决解释权上的纷争。石渠阁会议后经学分家而家法由是森严；白虎观会议统一了五经的解释权，使得儒家经典具有了更广泛的应用能力，从政权基石、典章制度至行为规范，几乎无所不包的可以用五经来解释。

儒学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造就了士人心理的几个特点：①正统观念，拒绝接受异端，拒绝异端共存②复古守成，只是解释经典，不创造，将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则发展到了极端③繁琐的思想方法，缺乏义理抽象的能力，以支离破碎演绎章句的思维方式来解释经典，形成了繁复无比的汉代今文经学。

然而，随着政治的腐败，大一统政权在慢慢崩坏。儒家建立起来的人伦关系也屡屡遭到破坏，这也反过来损害到儒家思想的权威性。儒学的权威地位随之下降，朱子思想重新活跃起来。由师法家法的松动到马融、郑玄的打通古今门户，儒家正统地位慢慢下降。有一系列代表人物，如马融杂取黄老，崔寔主法，刘廙提倡厚俸养廉，杂家的仲长统也提倡厚俸养廉等。

此时，社会上定论是非的标准已经多样化，“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就是当时乃至建安时期思想领域生动的描述。“独尊儒术”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存在，思想学术都进入一个非常活跃又充满变动的时期。

具体表现在士人的生活情趣，生活风貌上，又有些什么变化呢？

儒家独尊时期的士人，生活风貌方面应和“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出入不大，但是后来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破坏，士人对政治，朝廷失去眷恋，转而追求实现自我。士人不再一心放在忠于君主、朝廷上，也不再一度克制自己的欲念，失去经学束缚的士人，任情纵欲，放荡不羁的潮流也将会难以避免的形成。士人们开始追求自我的精神境界，生活情趣，隐士风度，名士崇拜便成为当时的风尚。而也是因为这样，士人们体认到生命的可贵，同时体认到人生朝露的悲哀，他们进入到了一个感情的世界。但是他们要何去何从呢？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

由此，我们进入到玄学与士人心态的关系问题的阶段。

此时，士人的生活是一种任情纵欲的生活，他们重视个性的独立，人的自由，同时，他们也注重物质享受。失去经学束缚的士人，出现很多有名的隐士高人，也有很多个性洒脱，超尘脱俗的名士。但是儒家一尊时形成的思想习惯，社会生活准则也十分顽强地存在着，抗拒着新的人生理想、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这两者之前会产生深刻的矛盾冲突，玄学由此诞生发展。士人们需要寻找可以依据的理论来解决自然和明教的冲突，这是玄学产生的社会需要。

    对于玄学时间断限问题，罗宗强先生给出了自己的划分。明帝太和六年232年，曹植死，建安风骨成为过去。正始玄学的上限划分到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下线到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正始玄风的创造者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山涛，阮籍，嵇康，向秀，王粲等。到王弼死，何晏，夏侯玄被杀，263年阮籍死，嵇康被杀，正始玄风结束。

其间，罗宗强先生考证了“竹林七贤”这一称谓的来源，纠正了以往一些不准确的看法，认为“竹林七贤”这一称谓实为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竹林”并无其处。就罗先生举出的一系列依据，他的观点我表示很赞同，但是因为很多材料我并未实际读过，所以在此也就不做过多判断，待以后进一步考证。

谈到玄学的建立，不得不回到两汉经学。两汉经学注重实证，繁琐章句，而删繁就简的古文经学的出现，则加速了经学的义理化倾向。罗先生花了很多精力在清议，清谈，人物品评，谈玄这几个词语的意义身上。这几个词主要和当时的人才评价、选拔扯上关系。在哪个时期，不论是清议还是清谈（谈玄）的意义都不是单一的。就其中和人才选拔评价方面来说吧。

清议，当时算是一种名士评定的方式，乡里清议定一个人的优劣等级，而后朝廷依次给予官职。清议的内容侧重也非一成不变，到开始的重视道德品质，到汉末开始重仪容风姿，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化。而反映有道德判断到集中道德又中人才容止鉴赏的转变的，是刘劭的《人物志》的做法。

《人物志》是在人物品评发展起来后，对人的资质、性格、才能、仪容的理论探讨，是关于如何知人，用人的理论研究著作。他把阴阳、五行、人的气质和道德品质看做紧密联系的整体。他把五行、五常、五德组成了应对关系：五行→五质→五常→五德。在刘劭看来，人的气质才性是自然存在的，取决于他秉受了五行中的何种物质。这些可以明显看出道家的思想倾向。

人物品评只是在重视人的才性、气质、独立人格上由清议到清谈中具有过渡意义，是从清议到清谈的一种促进。由清议到清谈，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

谈玄之风在正始年间盛行是其时士人对于理论热情的反映。谈玄，谈的就是《易》《老》《庄》三玄，所谈的命题主要就是本末、有无、言意等。但是谈玄不是玄学产生的根本原因。

它是士人寻找来的一种思想归宿，一种用以填补儒学失落之后的思想位置的新的理性依归。（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P59）

虽然，老庄思想在任自然上给予了当时重个性、重情感、重欲望的风尚找到了理论依据，但是老庄思想与任情纵欲是不同的。老庄中心灵自由，轻物质享受，需要人超越欲念，超越人生，所以它不能满足魏晋士人的现实需要。这就需要对老庄思想进行改造。

玄学从清谈发展到谈玄，是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促使玄学产生。玄学是将老庄思想进行世俗化的产物，它与生活息息相关，玄学家也不是超尘出世的人，这一点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到。

到这里，对魏晋时期士人心态变化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后面的部分我还需要进一步的认真探索。很多玄学讨论的命题诸如有无，本末，养生，言意关系等等命题我也需要去认真思考。还有魏晋时期有名的嵇康、阮籍等等名士风度和他们的心态，也是我关心的部分，鉴于时间经历问题，此次就写到这部分。

我还会坚持将罗宗强先生的这本因为写《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副产品认真读完。先生的文章层次分明，论证充分，语言简练好读，让人读来不觉得枯燥无趣，反倒兴趣盎然，这是罗宗强先生的认真劳动的成果。另外，对于罗宗强先生“青灯摊书”的认真态度和人生追求我也特别敬佩，相比之下，我实在是有很多做的不够的地方。期待我也能慢慢改掉不好的习惯，这也算不负读过这样一位学者的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