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市五校联盟2022届高三第一次联考语文试题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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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五校联盟2022届高三第一次联考语文试题榷疑
刚结束的茂名五校高三联考,语文科试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是文言文阅读第12题和第13题。
第12题是选择题,C选内容为:
曹文诏深得洪承畴赏识,凤阳失陷后,曹文诏整顿军队南下,与承畴在信阳会合,承畴非常高兴,立即让他去随州进攻贼寇,;文诏死后,洪承畴捶胸痛哭。
第13题是翻译题,其中第(1)句是:
会贼高加计已歼,而凤阳告陷,遂整兵南,以八年三月会总督洪承畴于信阳。
第12、13题内容重复,且第12题C项为第13题译句直接提供答案。犯这样的命题错误,好像很不专业。
其次是古代诗歌鉴赏第15题。
这是一道选择题,选文取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谢新恩.冉冉秋光留不住》,要求选择不正确的一项。其D项内容为:
这首词通篇以写景为主,从“满阶红叶暮”到“晚烟笼细雨”,上下两片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
参考答案是B项,但D项也应该是错误的。因为,《谢新恩.冉冉秋光留不住》通常被认为是一首单调词,而单调词只有一片,无上下片之分——双调词才分上下片。
如此看来,第15题的答案应该是B和D。
最后是写作第23题。题目如下:

这道作文题目有四则材料,但四则材料都有欠严谨处。
材料(一)是很简短的一句话——教育行业曾经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实现教育公平,人人有书念。
根据参考立意1(“双减”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及时雨),可知命题者设置这句话的主要用意,是提示考生往“教育公平”的角度思考“双减”政策。但这会产生三个问题:第一,如此赤裸裸地提示考生,是否适宜?第二,“双减”政策的出台是否真的由“教育不公”引发,或者“双减”政策是否真的能使“教育公平”?第三,如果真如材料所说“人人有书读”就是“实现教育公平”,则这个“美好的愿景”我们已经做到,因为我国早已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实现教育公平”了——那么,“双减”政策与“教育公平”何干?
材料(二)的问题在于:“马云”这一段内容是否必要?
命题者为何要写上“马云”这一段呢?估计一是要借马云的“金句”,显示马云的“卓远见识”,当前新东方和教培行业的困境早被马云“先知”;二是以此来引出、印证“双减”政策,以及“双减”政策对以“新东方”为代表的教培行业的重击。
可这里有问题。其一,马云的“金句”其实是一句废话,把它换为俞敏洪对马云说“商业公司会一直在,但是阿里巴巴不会一直在”,也是一样的。其二,试题命制,贵在简练,马云这一段,有和没有皆与材料主旨无甚关系,属于赘笔废料,不如径直删弃为妙。
材料(三)的问题在于,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高近视率,不一定只由学业因素导致,它还可能与“触屏时代”不科学使用电子产品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在本作文题目的语境下,材料(三)的近视率数据陈述,具有很强的“学业负担过重导致儿童青少年高近视率”的暗示性和指向性,这有违严谨的科研精神。
材料(四)的问题在于图表数据表述和采用错误。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先引用应该是材料(四)图表数据来源的一则新闻:
青年心理健康拉响警报:近三成有抑郁风险(节选)
近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队协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青年进行了心理健康专题调查。该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宏艳是该项目负责人之一。让她感到担忧的是,对14~35岁青年进行的调查发现,受访青年中近三成具有抑郁风险,近一成有抑郁高风险。
通过调研发现,半数多受访者具有焦虑问题,31~35岁的青年群体重度焦虑比例最高,在职青年的焦虑得分最高。和2008年的调查相比,青年的抑郁问题有所加重。2008年,青年没有抑郁问题的比例为75.8%,10年后下降了5.3个百分点,而有轻度及中度抑郁风险的比例与2008(16.8%)相比增多了近5个百分点;有抑郁高风险的比例也高于2008年(7.4%)。
调查发现,青年压力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压力、职业迷茫、学业压力。
本次调查,选取样本年龄区间在14~35岁之间,包括了男性2739人、女性2824人。学生包括初中生364人,高中生442人,专科生367人,本科生736人,研究生215人,非学生群体3439人。调查范围选取了东北、西北、南部三个地区的代表省份。
受访青年近三成有抑郁风险,31~35岁者风险高
调研发现,超过七成(70.5%)青年无抑郁倾向,有抑郁风险的比例为21.4%,有抑郁高风险的比例为8.1%。其中男性青年具有抑郁风险的比例更高,男性有抑郁高风险的比例为9.1%,女性有抑郁高风险的比例为7.2%;而且,男性的抑郁得分也显著高于女性。女性的抑郁平均得分为15.96分,男性为16.53分。
调研组把受访年龄划分为14~18岁、19~22岁、23~30岁和31~35岁几组。
研究发现,14~18岁年龄组有7.7%存在抑郁高风险,19~22岁年龄组有7.4%存在抑郁高风险,23~30岁年龄组有8%存在抑郁高风险,31~35岁年龄组有9.7%存在抑郁高风险。由此可见,31~35岁的青年群体抑郁风险最高。
他们将青年分为中学在读(含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在读(含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在职三种类别进行比较发现,中学在读学生7.7%存在高抑郁风险,高等教育在读学生6.6%存在高抑郁风险,在职青年8.8%存在高抑郁风险。
“由此可见,在职青年存在抑郁高风险的比例显著高于在读学生。”课题负责人孙宏艳说。
31~35岁青年和中学生重度焦虑比例更高
本次调研发现,超过半数受访青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数据显示,有46.4%无焦虑问题,38.8%有轻度焦虑问题,9.9%有中度焦虑问题,4.9%的人有重度焦虑问题。
课题组进行比较发现,31~35岁的青年群体重度焦虑比例最高。
他们对青年存在重度焦虑的情况进行统计发现,14~18岁年龄组有5.1%,19~22岁年龄组有5.4%,23~30岁年龄组有4.8%,31~35岁年龄组有5.7%。焦虑得分在不同年龄段也存在显著差异,得分最高的为31~35岁年龄组,高于23~30岁年龄组,显著高于14~18岁年龄组和19~22岁年龄组。
按照中学在读、高等教育在读、在职青年群体划分进行比较发现,中学生的焦虑比例更高。重度焦虑的比例,中学在读学生为5.5%,高等教育在读学生为3.9%,在职青年为5.2%。
焦虑的得分在不同身份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在职青年的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在读学生。其中,在职青年的焦虑得分为12.66分,显著高于中学生(11.91分)和高等教育学生(12.02分)。
青年面临三大压力源:经济、职业、学业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孙宏艳团队调研发现,青年压力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压力、职业迷茫、学业压力。
其中,中学生主要压力来源是学业压力(88.7%)、人际关系(27.5%)、知识危机(27.2%);高等学校在读青年的主要压力源是学业压力(77.3%)、经济压力(54.7%)、职业迷茫(40.7%);在职青年的主要压力来源是经济压力(72.1%)、职业迷茫(40.6%)、住房问题(34.1%)。
对职业青年而言,最大的压力是经济压力。中学生和高校在读青年的最大压力来源是学业压力。
近七成青年对生活偏满意,但心理健康素养低于平均水平
孙宏艳指出,青年对生活总体偏于满意(69.0%),其中10%感到非常满意,34%感到比较满意,25% 感到略微满意。
研究团队对不同身份青年的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发现,中学生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数占81%,高校学生对生活满意的比例为77%,均高于总样本,在职青年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比例为62%,与中学生、高校学生相比大幅度下降。而对生活感到“很不满意”的人数比例高达6%。
数据表述错误,是指图表顶部的“重度焦虑比例/%”的数值标注。
“中学在读学生”(808人)、“在职青年”(3439人)和“高等教育在读学生”(215人)的重度焦虑比例百分比,只能独立解读而不能将它们相加。因为,不同人群的重度焦虑比例相加的数值,不能正确表示所有人群的整体重度焦虑比例。比如,中学在读学生、在职青年和高等教育在读学生的重度焦虑比例相加之和为14.6%,如果我们认为这三种人(共4462人)的重度焦虑比例真的为14.6%,就大错特错了。可图表顶部的“重度焦虑比例/%”数值,竟是将三种人群的数据相加而标注,从而导致总数值逼近15,这当然是错误的。
数据采用错误,是指图表下半部的“中学生主要压力源”数据,其调查样本多数不属于“双减”政策范畴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且调查样本数量太少。
既然作文题目的核心写作任务是谈对“双减”政策的思考,则命题者提供的“学生压力”的调查数据,必须为“双减”政策范畴内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调查数据。可是,材料(四)中,真正符合样本标准的学生数量,仅有364人(初中生)。
而且,命题者在制作图表时,故意偷换概念,将不属于“双减”政策的高中生样本(442人)与初中生样本混在一起计算为“中学生样本”,得出“中学生主要压力源”的各项数据,这其实是误人视听,有违科学调查精神。
况且,即使高达88.7%的学业压力,也不一定是失常。因为,第一,中学学生普遍有学业压力,是很正常的事;第二,压力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应该依据标准分为多个等级,我们不能把正常范畴的压力统统视作失常范畴的重度压力。所以,88.7%的学业压力,并不能说明中学生的学业压力“过重”,也不能由此得出它是“中学生重度焦虑比例达5.5%”的直接原因。我们看上面的新闻,“中学生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数占81%”,便知中学生的高学业压力率,并不意味着中学生生活“不幸”,也不能跟中学生重度焦虑比例直接挂钩。
既然如此,命题者在材料(三)、(四)所表述和采用的调查数据,其与“双减”政策的关联性,便很值得怀疑了。
以上,是此次茂名五校高三联考语文命题的一些值得榷疑之处。
个人陋见,纯属学科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