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制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一是缺乏对新兴产业的有效投融资机制。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具有周期长、门槛高、风险大、回报不确定等特点，对投资专业性和资金流动性提出了挑战，在现行的国企考核机制下，国资往往想投却不敢投或不知如何投。国企一方面存在投资决策“唯上主义”的问题，要警惕以“官本位”规避责任，另一方面存在“一哄而上”投资过热的隐患。

二是对新业态、新平台缺乏专业化功能监管。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给我国统一大市场的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挑战，碳交易平台作为绿色金融新兴试点，也亟须上位法和强监管。国资监管重在“管资本”“管平台”“管功能”不足，存在“监管创新跟不上业务创新”“重平台建设,轻监督管理”的问题。

（二）金融供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一是传统经营理念和风控模式导致新兴产业融资难。在“二八定律”的经营理念和“重抵押轻管理”的风控模式下，投融资对垄断性大型企业融资利率“一降再降”，对“轻资产”的小微企业、新兴科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内生动力不足，金融服务体系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无形资产要素融资渠道不畅通，知识产权质押、评估和交易体系不健全，导致诸多新兴科创企业因规模小、缺乏足够担保抵押物而“融资难、融资贵”。

二是产品服务同质化，无法满足新兴产业投融资需求。我国金融业务仍然高度同质化，差异化竞争和下沉式服务不足，金融服务未紧贴市场需求，缺乏为新兴产业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的意愿和能力。当前金融产品仍以信贷、债券为主，直接融资渠道过窄，金融市场工具不够丰富，难以有效满足创新创业企业、绿色经济转型发展等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三）市场拓展能力不足和复合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

一是国企跨市场协调发展能力不足。跨区域市场和跨要素市场的国资融合发展能力不足，资源优势局限在本地，面对客观存在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跨区域业务拓展和竞争能力不强，对跨区域产业的金融渗透和支持力度不够，对异地分支机构的管控能力不够。

二是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尚有缺口。新兴领域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才供应体系的培养速度，加剧了产业人才、技术人才、行业领军人才的短缺，跨学科知识丰富的复合型人才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领军人才和领导干部的“领头羊”作用发挥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