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有企业在保供应的同时，如何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及科学确定考核目标。受疫情影响，2020年4月份后，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呈现大幅、快速上涨态势，近期由于世界地缘政治局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更为剧烈，原油一度突破12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简称LME)2022年3月8日公布镍交易停牌前，镍价两个交易日内飙升250％。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品外采比例较高，国际价格上涨，加大了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推高国内能源、原材料价格，去年10月份国内生产价格指数（简称PPI）一度上涨至13.5％，为多年来新高，全年PPI上涨8.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称CPI）平均上涨0.9％。PPI大幅上涨对生产制造企业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如我国发电企业不得不承受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压力亏损保供。国有企业在保供给、稳增长的同时实现资本保值增值的压力增大。

第二，国有企业在扩大投资稳增长的同时，如何防止重复投资。国有大型企业为“稳增长”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高于基建投资，但投资收益相对落后。2020年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2.2％，低于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2.4％和私营企业的3.7％；2021年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低于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8.9％和私营企业的10.2％。国有企业要在加强投资能力建设的同时，注重投资结构优化，提高投资质量和收益。

第三，国有企业在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如何加强体制机制建设。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但仍有一些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尚未健全，研发投入的主体地位没有落实到位，“2021中国创新企业100强”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3.15％，而中央企业为2.55％。此外，一些国有企业内在机制不活、科研管理体制不完善，基础研究投入与发达国家和民营头部企业差距较大，市场化激励机制不健全，我国关键技术、设备依赖发达国家的局面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第四，国有企业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如何厘清能源转型与保供应、提质效的关系。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能源资源结构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特征。以电力生产为例，目前我国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在80％以上，资源约束加之煤电比其他能源价格更低，发电方式更为稳定，导致煤炭资源利用的路径依赖。能源转型也与企业及国民收入水平匹配度相关，根据中金公司预测，2021-2030年为实现“碳达峰”，我国绿色投资年化需求约为2.2万亿元，需要大力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以德国能源转型为例，从2015年至2020年，燃煤发电量减少了一半，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上升到46％，但德国每年要承担120亿欧元的可再生能源成本，对清洁能源的财政补贴成为了政府的沉重包袱。此外，还需要加快实现产业转型，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体量大、发展速度快、用能需求高，国有企业在自身能源转型及推动全社会能源转型中任务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