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轴  水墨纸本  规格：25.7 x 919 cm

大英图书馆收藏  编号：S.1048 

本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题记："上元三年(676)十一月五日弘文馆楷书成公道写，用纸二十一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再校及三校均为禅林寺僧慧智，详阅太原寺大德神苻，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主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监。"

 

     【敦煌宫廷写经的由来】

      咸亨元年九月，武则天生母杨氏去世，其时，武则天已经取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她为了给已逝父母做功德，发愿写《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金刚经》为一卷本，《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若全部完成，当写有《妙法莲华经》二万一千卷，《金刚经》三千卷，真可谓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完成这一工程。她首先将长安修祥坊中杨氏旧宅舍为太原寺，调慧立任寺主、道成任上座，可能同时也调集了一批高僧进入太原寺，筹备抄写《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的工作。隋唐时代，主人故去后，舍宅为寺是一种追福的形式，武则天也未能免俗。

 

       其次，武则天任命虞昶为使，向义感为判官，调集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机构的楷书手专任抄写工作；同时，又调集西明寺、大总持寺等长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担任经卷的初校、再校、三校。为了郑重，专门由宫廷调集或新制一批厚潢砑光麻纸作抄经之用，笔、墨及装潢用料或由皇家供给。

 

       第三，从现在已知的资料判断，这项抄经工作持续了至少六年，因为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一卷写经抄于“咸亨二年五月廿二日”，最晚的一卷写经抄于“仪凤二年五月廿一日”。从敦煌藏经洞已发现的53件写经判断，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可能全部抄好后下发到州县，只是不知此抄经机构何时结束。这批写经中的一部分流传到甘肃敦煌，赖敦煌石室得以保存至今。

延伸阅读

    【宫廷写经手及机构】

      开元年间张九龄等人所撰《唐六典》卷十记载，秘书省置“楷书手八十人”，卷八记载，弘文馆置“楷书手二十五人”。这些“楷书手”、“书手”的职责中，为官府抄经是他们的任务之一。那么这些政府抄经书手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唐政府曾规定，“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即入(弘文)馆内学书”②，著名书家欧阳询、虞世南曾教习楷法。学成的善书者分到各馆充当书手。这些书手没有官衔品第，相当于“胥吏”，为政府所雇佣。敦煌所出的少量唐高宗内府写经上都写有“弘文馆楷书成公道”、“左春坊楷书萧敬”、“秘书省楷书孙玄爽”、“经生王思谦”、“经生郭德”、“经生赵玄祥”等书手题名，可见，当时的宫廷用经基本上都是由这些书手抄写的。

      宫廷写经通常在卷尾题记有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璜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者、监制者，繁多的名目一一罗列于卷尾，这几乎是所有官抄经书的规制。当时纸张尺寸较小，由于经书多长篇大论，故须将纸连成长卷。写经者不一定深谙佛教，所以多用寺院僧人来初校、二校直至三校，详阅者多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上列详阅的太原寺大德神符、大德嘉尚、上座道成均是玄奘大师的弟子，当时是很有名的。由此三僧主持详阅的政府抄经很多，粗略翻阅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可以发现，其中的斯1456、斯2573、斯2637、斯2956、斯3079、斯3094等经卷均为三人所详阅。监制者多是政府挂衔的官员，其中虞昶是唐代书法家虞世南之子，也担任过抄经的监制工作，如斯2573、斯3079等。正因为如此，宫廷经生所抄成千上万的经卷十分整齐，涂字改字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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