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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让我意外。寥寥两三百名外国人,不过鼓浪屿人口的百分之一,但他们注入自己的基因和血统,主宰了鼓浪屿的命运,经过一个世纪的成长,鼓浪屿出落得 惊人美丽,金发碧眼,明眸皓齿。谁都看得出来,她是东方与西方的嫁接、交流和混血。这个孤独的孩子,让一些人尴尬和愤怒,也深得另一些人的喜爱。
外国人来了,又走了,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最初驻守鼓浪屿的500名英军,许多人死于传染病,有人夸张说鼓浪屿埋葬了一个军团的士兵。1857年,史密斯写 到鼓浪屿洋人公墓时说:“在过去的13个月里,传教士家庭25位成员中有18位遵天意辞世而去。在这一小块休眠之地还埋葬着3位女传教士的尸体:布恩夫人、多蒂夫人和波尔曼夫人,还有波尔曼夫人的两个孩子。她们离开美国时还是朝气蓬勃的年轻女子,准备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传教事业,但一个接一个过早去世……”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宏伟壮观的新教堂终于在1934年基本落成。1935年1月8日三堂会长执联合会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厦门区会亦派人参加,会议决定把新堂会定名为“三一堂”,三一堂既寓意三个教会联合兴建之意,更蕴含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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