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大型花鼓历史剧《聂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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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镇安县志》记载，聂焘是湖南省衡山县人。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出任镇安县知县。聂焘在镇安任职期间，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其行为当时深得民心，其政绩至今仍广为传颂。为打造富有陕南特色的文化品牌，努力提升旅游资源品位，促进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镇安县抓住柞小高速建成通车的历史机遇，大力挖掘镇安渔鼓、花鼓、山歌、民歌、汉调二簧以及地方文化资源，编排精品戏剧曲目，以满足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把镇安渔鼓、花鼓打造成一张金字招牌，使镇安真正发展成为旅游文化大县和陕南花鼓民歌之乡。该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担任总策划，以《花鼓县令》为蓝本，聘请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编剧陈彦和国家一级编导徐小强为编导，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镇安花鼓》和《镇安渔鼓》为主要表现形式，以深受镇安人民爱戴的清乾隆年间镇安县令聂焘为原型，精心创作编排出大型花鼓历史剧《聂焘》。该剧通过赴任、微服私访、兴蚕桑、修路遇险等几个片段，真实再现了200多年以前的聂涛在任八年间，招游民、垦荒田、兴桑蚕、修水利、筑道路、倡集市、建学堂、设义仓、纂县志，“以实心行实政”，彻底改变镇安当时农田荒芜、民不聊生现状的感人故事，精心塑造了一个勤政为民的古代清官形象。该剧艺术特色显明，情节曲折迭宕、人物丰富多彩。是该县发掘镇安花鼓、渔鼓、山歌、民歌、汉调二簧等特色乡土文化资源，倾力编排的精品花鼓戏曲目。既是一部“舞台表演幽默轻快、唱腔道白和谐统一”的大型花鼓戏，又是一部勤政廉明、亲民爱民的鲜活廉政文化教材。

女一号这个演员很熟悉——王海青。据说被称作“花鼓第一人”。

    关于商洛花鼓戏，网上是这样说的：“商州山窝窝，处处花鼓多”。商洛花鼓是商洛山区人民喜爱的一种地方小戏，盛行于镇安、山阳、丹风、商县一带。每到春节期间，几乎所有山寨、村落都要打花鼓。有的地方竟连打正、二两个月。男女老幼翻山越岭，争相观看，煞是热闹。

    商洛花鼓也叫“跳花鼓”、“舞花鼓”，是一种在“跳”和“舞”中说唱的民间艺术，因此，“跳”和“舞”便成为花鼓表演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贯穿于一堂花鼓的人物表演始终。花鼓跳法多样，姿态刚健优美，有蹦跳、闪跳、弹跳、扭跳、踏跳；有兔子跳、麻雀跳、侧身跳、单腿跳、双蹬跳；有三角跳、十字跳、之字跳、拐线跳、双八字跳。跳的名目虽然很多，但表演起来却没有固定程式，由演员自由发挥，显得优美大方、自然生动，耐人观赏。商洛花鼓剧目约500多本，著名而常演的有几十本，内容大都是反映山区风情民俗和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还有一些一人一事或几人一事的说唱故事节目。

    关于商洛花鼓的起源，说法颇多。据镇安、山阳艺人相传，商洛花鼓始源于湖南，上传湖北，南由汉水传至安康、汉中一带；北由丹江传到丹凤、商县、洛南一带，进而传入关中。而据丹凤、商县艺人相传，商洛花鼓则是由汉代秦陇马上鼓吹乐衍变而来，原为军事操练和出征仪仗所用。范大成《桂海虞衙志》载，诸葛亮军中就置有吹乐队，以锣鼓悬系腰间，手指击之，口唱歌词，迷溃敌人。《敦煌拾零》《隋唐演义》等书也有这样的记载，隋末瓦岗寨三十六兄弟，曾以“打花鼓”作掩护，计入敌营，救回了秦琼，故有“唐将班子花鼓”之说。五代以后，花鼓才进入民间。宋杂剧中的“大迓鼓”、“迓鼓舞”、“跑汉船”等，就是其艺术化了的舞段形式。

    这是聂焘叔侄二人微服私访的一段戏。聂涛和其侄兴儿磨豆腐舞蹈的一段演唱，以民间小调诉说民间之事，以百姓身份抒发百姓之情，如泣如诉，催人泪下，十分感人。里面融入了很多民间小调的元素，听起来亲切自然朴实，如行云流水，却真挚感人。这种无伴奏的轻吟低唱，更是显示演员势力的最好体现。

    这里要更多的说一下聂兴这个演员，纵观全剧，他的戏份应该是男二号的位置，或者说是主配行当。这个演员虽然很年轻，但是从他的舞台表现来看，他确实是在用心揣摩人物。尤其是在得到心爱的女孩的草鞋以后，那种激动之情，那种少男怀春的羞赧之色，通过形体和眼神毫无顾忌和保留地传达给了观众。下场时故意在台口一顿，几近撞墙之意，然后再从下场门下场。就这一停一顿之间，使得剧本得到了一张一驰，更家充分显示了演员的功底和良苦用心。

    接下来便是戏核，那段进退两难间的内心独白。一大段的近似咏叹调的“当官难”。聂涛实心行实政，遇到的最大障碍便是县丞吴正和吴乡绅从中使坏。他们先是借刀杀人，其阴谋被聂涛识破，未能得逞，后又借修路失事，聚众闹事，企图赶走聂涛，使聂涛身心受到致命打击。

    他那仰天悲叹的“为官难”一段唱，是发自肺腑的为官感慨。这样的感慨，是聂涛个人的，也是整个社会的。做一个欲为民办事而不能的官难，而做一个为民谋了福利而不被理解的官更难，这是人类官场的悲剧。聂涛处于艰难无助之时，那“走了，来了”的伴唱，其意味是极其隽永而深刻的，那种难以言传的悲凉之感，令人震颤。为了使聂涛这样的“好官”不再“难”，为了消除“为官难”这种人类官场的悲剧，该剧将这一人生体悟通过聂涛这个形象外化出来，正是其现实审美品格的生动体现。

    突破平庸，追求崇高，让聂涛实现了一次心灵的自我超越和人格的自我提升。这种超越和提升，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时代精神。作品用了非常浪漫的蒙太奇手法，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父亲的告戒之声如空谷绝音，醍醐灌顶。洗涤了心灵，坚定了决心。

    一个成功的儿子背后，肯定有一双通情达理的父母。聂涛之父聂继模的《诫子书》，曾被录入清代《政令全书》，今人所撰《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萃》(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也有记载。出门前的谆谆教导，是儿子为官的方向和动力。“若家中平安，便无书信往来”的诺言，为后面突如而致的家书引起的高潮埋下了伏笔。

   “诫子书”中有关“勤政亲民”的训诫，与其说它是家训，毋宁视它为一种精神，一种传统，一种品格。“勤政亲民”作为一种精神财富，是在我们民族发展进步的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传承的。不管是聂继模，还是聂涛，他们既是继承者，也是传承者。我们完全可以把聂涛的这种继承看作当今社会风貌的一个写照。

    从《诫子书》对聂涛的影响以及聂涛勤政亲民的感人情节中，我们不能不时时联想起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英雄模范人物，不能不联想起在成千上万像聂涛这样的时代先锋的推动下，整个社会就像在舞台上那只巨大车轮的带动下，充满生机之水哗哗流淌。从这个意义上讲，聂涛这个形象具有可贵的现实范导作用。他那从危难中奋起的人格力量，他那光芒四射的崇高境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巨大的鼓舞。

    结尾之处也是十分感人的。来时叔侄一家三口人，风尘仆仆，虽遭遇土匪，却劫后余生。一瓶烧酒，尽显寻常百姓家的琐事，吵吵闹闹才是生活，和睦，幸福。

归时却只有夫妻二人，八年为官，所辖之地日见起色，而却以亲人的牺牲为代价。幼年夭殇，埋骨他乡，凄惶，凄惶。

大型镇安花鼓历史剧《聂焘》在省政府第五届艺术节荣获大奖

    镇安县精心编排打造的大型镇安花鼓历史剧《聂焘》在2008年陕西省第五届艺术节上成功演出，并荣获艺术节最高奖项优秀剧目奖和优秀表演、优秀作曲，编剧、导演、舞美等6项单项奖，县人民政府获优秀组织奖。

    中国剧协原党组书记、文艺评论家王蕴明先生对《聂焘》大加赞赏，并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以现代意识关照历史，以古鉴今，花鼓戏《聂焘》中的兴利除弊、清正廉明、亲民爱民的为官之道的细腻描写，都在现代意识的关照下，闪耀着时代精神的熠熠光辉，认为这部剧选材巧妙，音乐精美，一个县级剧团能成功演出这样一部高水平的戏的确不易。

    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著名文学评论家、本届艺术节评委孙见喜认为镇安花鼓剧《聂焘》是戏剧之乡的新收获，也是省五届艺术节的亮点之一。该剧继承了花鼓戏载歌载舞、赏心悦目的特点，加之表演上浓重处如干柴烈火、清淡处如晴天明月，导演徐小强又对整台效果施以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使一台小剧种的大本戏呈现好看、动听、耐嚼、醒世的思想艺术特点。

    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戏剧评论家胡安忍认为：“镇安花鼓剧《聂焘》是历史剧也是现代戏，这是就作品所应体现的现实意义而言的。《聂涛》是一台具有现代审美品格的好戏。整个戏所描述的生活表象，所传达的深刻意味，所表现的情感取向，所蕴含的思想内容，所体现的艺术追求，现实感很强，无不让人产生强烈的审美共鸣，并渴望更多像《聂涛》这样充盈着现实审美品格的好戏不断问世。”。

    镇安花鼓历史剧《聂焘》由原镇安县人大主任汪效常、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编剧陈彦编剧，国家一级编导徐小强改编导演，镇安花鼓剧团演出，并得到了陕西秀山水泥有限公司、镇安县信用联社、镇安县木王森林公园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镇安县地税局友情支持。

    （图片及图片文字简介转载自茯苓居士的博客，部分文字辑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