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彬县城车行西北，312国道傍着泾河，在披绿染翠的高塬沟壑间蜿蜒前伸。这曾是锁扼关陇的交通要津，也是古丝路过境关陇的北线。大佛寺石窟，就雄踞在古豳州城西北10公里的古丝路侧畔崖壁上，背负清凉山，面临东逝水，倏忽逾千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佛寺石窟”荣膺“国3”未几，出于对石窟的保护，312国道向北改线，所以如今第一眼的石窟，便有了纵深百余米的广阔前庭，且环境优雅清爽疏朗，并无添足之作，这一点远比鸹噪的云冈来得让人舒心。

     石窟凿在清凉山面北的千仞绝壁上，东西横跨400余米，大致分为东、中、西三区，共有洞窟130多个，其中有造像者十来个，大小造像共计1900余尊。最早的造像凿于北周，更多的则是唐代之作。石窟始称“应福寺”，宋代改为“庆寿寺”，明代至今沿称“大佛寺”。

     居中的“大佛窟”是大佛寺造像的领衔之作，窟形与云冈“昙耀五窟”相仿，窟高、阔皆在30米开外，主尊坐佛通高20米，无论石窟规模还是造像体量，均居陕西佛教石窟造像之首。

    窟外依崖建有楼阁式窟檐，始建年代与初始形制不详，现存建筑为明嘉靖年间重修遗构。以前人们尚可通过幽深的甬道步入窟内礼佛，现在则只能透过“明镜台”券洞进行跨时空的对视。

     好了，先欣赏造像，有些话题，我们边看边聊。

    “大佛窟”的主角儿当然是大佛，准确地说是一佛二菩萨。

     清凉山的石质并不好，属于那种极易风化剥落的红砂岩，从窟壁许多不规则的残损处即可看得出来。

    主尊结跏趺坐，螺发，肉髻扁平，双耳垂肩，目光慈中含威，身披双领袈裟，左手抚膝，右手施无畏印。

     这是一副令人印象深刻的面相，威武刚劲气宇轩昂，全无高宗武周时期及此后盛行的那种阴柔之美。

     由于石质差，易风化剥落，大佛寺石窟的造像是敷泥施彩的，即我们常说的“石胎泥塑”造像，这在其它几个洞窟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或许是历代均注重维修的缘故，在“大佛窟”里，除了两尊胁侍菩萨明显可看出敷泥外，主尊坐佛抑或由于彩绘保存尚好的原因，乍看还真难以觉察明显的敷泥痕迹。当然，细看之下，相关资料介绍所称螺发基本为原石，面部五官、手以及衣纹皆敷有不同程度薄泥的迹象，还是多少可以看出几分端倪的。

     大佛背光十分精彩，密致琐细繁缛精巧，自内而外分为四层，最内层为莲花纹，第二层为卷草纹，第三层为火焰纹，上端有七佛，七佛皆结跏趺坐，有头光，其间饰有莲花。第四层亦为火焰纹，与第三层间以联珠纹相隔，其上满布20身飞天，但有个别已经整体脱落。

     背光尖端置一塔形龛，龛内造三尊倚坐像。有研究者认为此龛应为表现兜率天宫的弥勒菩萨。但细看衣饰姿态，又似乎不像。

     背光之上，菩提叶簇中，左右各伸出一只巨手，分别托起“日轮”、“月轮”，似在强调天宫之意。

     再让我们回过头来，将镜头伸向背光左下方伎乐天侧旁那一方著名而又重要的纪年题刻吧——“大唐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

    这是大佛窟内留给世人事关该造像的唯一信息。
    显然，这方题记在最近的修葺中又作过涂色重描。前面说过，清凉山的石质极易风化剥落，由此想开去，这方题记在过去近一千四百年的岁月磨砺下，肯定屡屡出现风化剥蚀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形，也就会有屡屡的复刻再凿抑或补塑乃至重描，因为它是大佛窟造像唯一示人的重要题记，也是解开大佛造像迷雾的唯一密钥。

    正因为它经历了太多的补修重饰，所以它可能较初始状貌产生了一些变异，但若由此便怀疑它系明嘉靖年间重修时的伪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面对风格特征如此鲜明的初唐造像，伪造一则同时代的造像题记，实在想不出能有什么样的充分理由，至少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故而，认可这个题记的真实并继而抓住这个密钥，透过重重迷雾，梳理种种传言，从中分析出雕凿这座石窟造像的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脉络，才是最为重要也最有意义的。

    就让我们抓住这个题记，一层层地剖析梳理：

    首先，单从字面上讲，“大唐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的意思似乎简单明了，但如果再稍一思忖的话，便发现这句话其实可以阐释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意思，症结就在那个“造”字上。

    单讲“造”字，意思也非常简单，用不着过多解释。但当它前面缀上日期时，你会发现，这句话竟然可以表达两种意思，一是始建，一是告竣。从字面上理解成哪种意思都讲得通，所以如果我们只读资料中的“建于”时，很容易理解成始建于的意思。

    如果没去过现场，或许也不会对“始建于”的概念有什么纠结。但看了实地的场景后，便立即否定了“始建于”的概念。因为，就石窟的规模与题记所处的位置来讲，除非鬼斧神工，它绝无奠基之日雕凿的丝毫可能，只能是全部工程告竣之日的镌刻。

     既然这座规模宏大的佛教造像石窟凿竣于一代大唐盛世开端的贞观二年，应该是一件值得特书大书的事情，却为何造像题记只此寥寥数字的一个纪年，且各类唐代典籍上均只字未著呢？

    真是百思不解，难道，这里面有着什么不可言告的秘密吗？

    当然有！这个秘密的主人，就是围绕这座石窟风闻千年之传说的主角——唐太宗李世民。

    让我们再仔细端详一下这座规模庞大的洞窟。

     依其巨大的工程量，许多研究者认为，凿就这个石窟，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当然，这里说的十年只是个概数，未非经过精确计算得出的，它只是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从而加以拓展，看看一定时间段内有无什么重大事件与开凿这座石窟密切相关。这是常用的手法，我们不必过于较真，只要他推断出来的结论符合情理就够了。

    自唐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上推10年，是唐武德元年即公元618年。那么我们看看这一年有无重大事件发生呢？

    果然有，而且事发地就在古豳州，即史上著名的“浅水塬大战”。

    隋末乱世，群雄四起，虽说李渊占了先机，逼杨侑让位，改大隋江山为李唐，但天下远未平定，各路枭雄并不服气，号称“西秦霸王”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即为其一。

    这爷俩儿占据陇西，频频袭扰豳州，威逼长安。李渊为解榻侧之患，遂遣秦王李世民率军西进与薛氏决战。经几番交手胜负互易，终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岁尾在浅水塬（今长武北）将薛军聚歼，大唐西患就此平息，这就是对立国未稳的大唐王朝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浅水塬大战”。

    这是一场双方损失惨重的大战。所以，战后为纪念阵亡将士及超度他们的亡灵而建造石窟，就显得合情合理顺乎自然，也是这个传言历经千年之所以能够让人信服的逻辑基础。

     然有一问，既然开凿石窟的理由如此正当充分，又何必这般藏藏掖掖秘而不宣呢。

    我们知道，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规矩，什么事儿能做、该谁去做，都是有分寸的。开凿如此之庞大的一座佛教石窟，其动静绝不亚于泰山封禅，这样的排场，非一代帝王不可为也。

    而当时的李世民虽雄才伟略战功赫赫，但也不过是一介藩王，倘若让朝野上下知道了这件事儿，后果可想而知。况且，他还有两位妒其才能与战功、时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兄弟呢。

    再有一问，凿窟时李世民是秦王，处事低调可以理解，但到了贞观二年，秦王已然继大统君临天下，这时还有藏着掖着的必要吗？

    当然有！

    世人皆知李世民的帝位如何而来，如果说“玄武门之变”还能找出若干顺应天命之类冠冕堂皇理由的话，那么武德初年就行帝王之事开凿如此庞大佛窟（而且还有大佛系按照李世民的面相雕凿的风传），就让他的弑兄逼宫夺位之举难逃处心积虑蓄谋已久之嫌，也会使得玄武之变的任何理由变得苍白无力龌龊不堪。如此大事，关乎人品，李世民捂还唯恐捂之不及，当然不会宣扬，也不愿在史册里留下只言片语。所以，除了那一方意味深长的“大唐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题记，在任何典籍里找不出有关这座石窟的蛛丝马迹，也就能够理解了。

     梳理至此，关于这座石窟究竟为何人所建，为何而建，又为何不见于史载等诸多疑团，眉目总算清晰起来。感谢民间的口耳相传，感谢学界的研讨推断，不知别人以为如何，至少我是深以为然了。

    另外，早先曾有学者对“大佛窟”一佛二菩萨系“西方三圣”的说法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西方三圣”大规模流行是唐高宗时期才开始的，初唐应无此定式。但近年许多研究成果证明，净土信仰反映在佛教造像上，不仅早在北朝就有了实例，而且“西方三圣”组合在唐代之前就已经不乏所见，其中青州驼山两座隋代石窟是保存较好的。

    再者，既然我们认可大佛寺石窟系李世民为纪念“浅水塬大战”阵亡将士而建，那么，超度亡灵至西方极乐世界，自然要请出接引佛即阿弥陀佛，雕凿“西方三圣”自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130924）